毛泽东嘱令陈伯达和张春桥同行

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在“东风强来西风弱，真正英雄看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两篇文章：《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和《孙守纲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

这两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一文，介绍了只上过两年大学的天津仁立食品厂青年技术员马国荣，针对蛋制品中的“沙门氏菌”问题，从学习入手，利用空闲时间跑书店、图书馆，找有关细菌、微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书籍阅读，并结合实际开展研究。他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322次试验，创造出了“真空氮处理法”，消灭蛋制品中的“沙门氏菌”，解决了国际上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孙守纲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一文，介绍了天津市供电局修理试验所21岁的化验工孙守纲不畏困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跑图书馆、查技术资料，经过多次试验，制成质量超过英国和日本的优质“矽胶”的事迹。

毛泽东看罢，颇有感触。他在1958年6月12日，给陈伯达写下一段批示：

陈伯达同志阅。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迫切问题而去跑图书馆。列宁为了批判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评（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

毛泽东

6月12日

毛泽东的批示，是希望陈伯达能够花工夫系统钻研马列主义著作。

毛泽东每天的书报阅读量颇大。不久，他注意到来自上海的一篇“非同凡响”的理论文章……

当年曾与陈伯达在中共北方局共事的柯庆施，解放后接替陈毅，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人称“上海王”。

柯庆施“紧跟”毛泽东。1958年3月10日，柯庆施在成都会议上，曾说过一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当年毛泽东提议创办《红旗》，柯庆施立即“紧跟”。就在《红旗》创刊一个月之后——1958年7月1日——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理论刊物《解放》便在上海问世。

在“上海王”柯庆施身边工作的，也有个政治秘书，名叫张春桥。论知名度，当时的张春桥还很低。不过，张春桥与陈伯达如出一辙，擅长于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动向来写文章。当然，比起陈伯达来，张春桥差了一大截。因为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可以直接从言谈中窥测毛泽东的新思维，而张春桥则只能从柯庆施那里间接地听到毛泽东的片言只语，犹如中医悬线搭脉一般，摸索毛泽东的思想之脉。

张春桥凭借得自柯庆施那里的信息，在1958年9月15日出版的《解放》半月刊上，甩出一篇奇文，曰：《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这一回，张春桥果真摸准了毛泽东的脉。毛泽东一见此文，说的正是自己近来所谈过却又未曾详谈的题目，自然产生了兴趣。毛泽东第一次注意起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并嘱他转告陈伯达。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我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10月11日上午10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此文乃张春桥的“成名作”。从此，毛泽东注意起张春桥来，在他记忆的仓库里，有了张春桥其人的“地址码”。

在1958年10月19日，毛泽东写下批示，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前往河南遂平调查人民公社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回点名要张春桥随“大理论家”陈伯达外出调查。

河南遂平县在当时以大办人民公社而出名。1958年9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7期曾刊载了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

毛泽东的批示是这么写的：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21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10月19日上午7时

到郑州时，最好能请史向生同志和你们一道去卫星公社。史对人民公社有研究，他去过卫星社。他是省委书记。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李友九，当时担任《红旗》杂志编辑。

毛泽东嘱令调专机给陈伯达和张春桥，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他们此行的重视。

毛泽东在写下那封给陈伯达的信之后半小时，又补充写道：

伯达同志：

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建议将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我过了下星期就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公社观察所得的报告，在四省第一书记会议上予以讨论。

毛泽东

10月19日上午7时半

四天后，毛泽东又给陈伯达一函：

陈伯达同志：

你们调查研究卫星公社大约要一个星期，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

然后，请找遂平县级同志们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以上请酌量处理。

毛泽东

10月23日下午5时

又过了五天，毛泽东写第四封信给陈伯达：

陈伯达同志：

回信收到。我还须几天才能出发。如果遂平调查已毕，你们可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11月2号或3号回到郑州即可。已令吴冷西、田家英二同志昨日夜车出发，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几天再去郑州。

毛泽东

10月28日上午4时

当时，陈伯达早已是中共中央“大秀才”，而毛泽东把张春桥的名字与陈伯达相提并论，使张春桥受宠若惊了。

于是，奉毛泽东之命，陈伯达头一回与张春桥同行，前往河南嵖岈山。

一个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个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行究竟如何呢？

据陈伯达晚年自述：

1958年7、8月间，河南省发表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我预先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章程”。这个“章程”做了不少“规定”，“公共食堂”就是其中之一。

在是年，似乎是当时领导农村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记得，我没有参加这个决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本来，我没有想到嵖岈山去参观，因为毛主席要我同张春桥去一趟，就去了。当然，受到当地一些招待。

似乎是住在我们对面的一位老头子，泄露出来关于“高产”麦田的秘密：那块所谓特别“高产”的麦地，是那几个爱作假的人在夜里趁大家睡觉的时候，搬运其他许多田里的大量麦子堆上去的。各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大家看的集中地点是那早已收割的“高产”麦地。麦早已收了，可是不少的参观热心家却在那一块地里挖一把土带回去，作为纪念，或想做回去的“科学的试验”物。

那里的干部可能觉到我的态度不如他们原来设想的那样高兴。他们一个负责人曾经问我有什么意见，是否有不对之处。当然，那时我还不能说出什么。

没有几天，毛主席来电话指示，不要住太久。我们一些人在短短几天就离开了。

此行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异常兴奋的。因为是平生头一回奉毛泽东之命执行任务，何况与“大理论家”陈伯达同行；陈伯达的回忆却是平淡的，他对于这个来自上海的“秀才”并没有太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