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遭到毛泽东痛斥

陈伯达回忆河南嵖岈山之行说：“没有几天，毛主席来电话指示，不要住太久。我们一些人在短短几天就离开了。”

毛泽东给他们的电话，是从郑州打来的。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选择郑州作为开会的地方，是因为河南乃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此次会议开始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所产生的一些“左”的错误。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回来，为的是出席会议。

陈伯达从嵖岈山一回来，就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这次批评相当厉害。会议结束时所发的纪要中，有一段话是不指名批评陈伯达的：

……同时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是违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现在不仅不能消灭，而且应该大力发展。人民公社应该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如此严厉的批评，相当狼狈。关于他为什么会受批评，他在晚年作了回忆：

从嵖岈山到遂平县里那天晚上，一个会计（似乎很年轻）说了这样一件事：“我们这里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汉交换机器，这是‘产品交换’。”

到郑州后，我和同去的张春桥见毛主席，当还没有正式汇报之前，作为闲聊，我说了那会计把沙子换机器叫做“产品交换”一事。毛主席一听，就马上插上我的话，说：“你主张‘产品交换’，不要‘商品交换’了！”

其实，这是毛主席一时误会了。当时还没有开始正式汇报，我在那瞬间只是闲说那个会计的说法，并没有表示我主张什么。

当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我也看过。但是，对这样极端复杂的问题，直到现在，我顶多只能开始进幼稚园长期刻苦学习，当时怎么可能信口开河呢？

不知怎样的，毛主席当时对我说的话，竟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我觉得大家都怕和我接近。我的确处于很狼狈的状态。有两位地方同志或许知道我当时说话的经过，到我的住处看一下我，那时真使我感激不尽。

陈伯达所回忆的遭到毛泽东批评之后的惶恐、孤立的心情、处境，是十分真实的。毛泽东的批评，使“理论家”一下子贬值了，如同得了瘟疫一般，人们见他躲之不及，退避三舍。

在那“左”浪滚滚来的岁月，陈伯达跳得很高。他忙于抢浪头、赶时髦，在“发明”了人民公社之后，他还想继续有所“发明”。他主张“取消货币”，他主张“取消商品经济”。那位会计所说的“产品交换”，正符合他的心意，他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向毛泽东汇报的。

他完全“疏忽”了，脑袋也曾热过一阵的毛泽东，此刻已看出人民公社化中的种种过热现象，他已开始着手降温，纠正“左”的偏差、“左”的错误。正在兴头上的陈伯达，被毛泽东浇了一盆冷水！

坐在一侧的张春桥，把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当面批评句句牢记，立即作为“新动向”向柯庆施汇报。消息很快从柯庆施那里传出，成了轰动性的新闻，诚如陈伯达所言，“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

1980年第1期《战地》杂志，曾发表李锐的《怀念田家英》一文，其中谈及郑州会议的情景：

陈伯达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责。摔了这个筋斗，陈伯达痛苦之至，我们毫不同情。

到了1958年11月9日，事态变得益发严重。毛泽东这天在郑州写了一封《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公开信，不点名地狠狠批判“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陈伯达。此信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国，一时间，对陈伯达的批判扩大到中共各地党组织。

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1958年11月9日于郑州

读了毛泽东的信，陈伯达犹如身处悬崖边缘！

说实在的，陈伯达号称“理论家”，其实对于马列主义并未真懂。有人曾指出，陈伯达没有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快结束时，对陈伯达说：“你马列主义没学好，你到广东去向陶铸同志学习！”这一句话，如同一记耳光，打在陈伯达脸上。

“理论家”的双颊在发烧。尽管他已是《红旗》的“大掌柜”，居然“马列主义没学好”！尽管他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是只消毛泽东一句话，便足以使他从悬崖上摔下来。

他明白，他这一次挨批，原因在于没有“跟紧”：当毛泽东已经着手纠正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倾错误时，他还在那里搞极左！

在郑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再次命陈伯达与张春桥同行，“会后出征”，前往山东范县。这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对于上海“新秀才”张春桥的看重。

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8年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上，刊载的《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山东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宣教动态》第134期刊登了这一报告的摘要。其中这么写及：

农业生产万斤化。规划提出1960年粮食作物种植15万亩，保证亩产2万斤，争取3万斤，共产39亿斤；棉花种植15万亩，保证亩产籽棉1.5万斤，争取2.5万斤，总产22.5亿斤；花生种植15万亩，保证亩产5万斤，争取8万斤，总产75亿斤；甜菜种植5万亩，保证亩产3万斤，争取5万斤，总产15亿斤。今年的水利要实现河网化。1959年全部土地田园化，灌溉自流化、标准化，1960年达到灌溉电气化、自流化。到那时：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这一报告还说：

丰衣足食。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看罢，颇为兴奋，于1958年11月6日写下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毛泽东

11月6日上午9时

此后，1959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又前往广东、福建考察人民公社生产情况。

1959年1月18日，陈伯达请中共福建省委转交毛泽东并中央一封信，信中反映了他在考察广东、福建两省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情况时得出的一些看法：

（一）现在除了应推广密植的方法到那些还是稀植的地区外，还应注意密植的适当程度，根据不同的土质、气候等条件，密植程度应有不同。

（二）深耕程度应照顾地方的不同条件，在不同地区、气候和季节，应注意深耕的不同尺寸。

（三）应将粮食底子向群众公开，节约用粮。力争丰年吃好，歉年吃饱。

（四）不论生产或生活问题，都应反复同群众商量，不宜只由干部单方面独断。不要勉强群众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五）去年大跃进，有些地方提出要压这个、跨那个的口号，这样做并不一定会使自己成为先进，并且往往会使自己陷于落后。

（六）今年这里的农业生产指标，可以考虑提翻一番，或稍低些，力争超过，不要提得过高。报纸公布去年完成的数字，也应该是严肃的。

（七）公社要有一套逐步完善的关于劳动组织、定额和报酬的生产管理制度。

1959年1月25日，毛泽东就印发陈伯达关于人民公社生产方面几个问题的来信写了批语：

小平同志：

此件请印发到会各同志。同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参考。

毛泽东

1月25日

1959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把陈伯达的这封信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