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戈一击”彭德怀

正在这时，毛泽东的一次讲话，给了陈伯达莫大的启示。

那是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旨是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结束后的第五天——9月17日——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由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林彪后来扶摇直上，在“文革”中成为“副统帅”，其起点便是这次会议。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9月11日——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讲话。这一回，毛泽东不像在庐山上那样，只是“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批驳彭德怀那封信，却是历数彭德怀的一次又一次“错误”，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

毛泽东的一段话，引起了陈伯达的关注：

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的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的这份讲话记录，不由得拍案叫好——真是天赐良机！由他来写一篇“论证”文章岂不可以讨好？！至于文章的题目，可以直接点明世界观之争，从世界观的高度“论证”彭、黄、周、张，不正是一篇绝好的“理论文章”！

陈伯达赶紧向毛泽东请示。这一回，毛泽东点头了。

抓住了好机会，陈伯达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赶写了长文《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对彭德怀实行“反戈一击”。

陈伯达成功了！

1959年10月9日，当陈伯达写完长文，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在10月11日给陈伯达写了一信：

伯达同志：

此件看过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

毛泽东

10月11日

毛泽东还在陈伯达送审的清样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

毛泽东亲笔把标题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毛泽东肯定了陈伯达的文章，说“很好”，使陈伯达大喜。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找康生、胡乔木征求意见，又对文章作了一次大修改，再送毛泽东。

毛泽东在1959年10月16日，为陈伯达文章的修改稿，写下这样一段批示：

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三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

毛泽东

10月16日

毛泽东在陈伯达修改稿的清样上，又一次修改了标题，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将陈伯达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中共中央还加了按语：

此件很好，印发各级党委，供党员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参考，可在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

中央

1959年12月23日

这一回，陈伯达算是化被动为主动，一扫“郑州会议”以来的悒郁情绪，转为兴高采烈。陈伯达文章的核心，是毛泽东9月1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的精神，另外还参考了毛泽东在外事会议上谈及彭德怀的一段话。

在文章中，陈伯达称彭德怀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现照1959年12月23日印发的中共中央文件，摘录若干段落，以观陈伯达的“反戈一击”：

我们全党现在正在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中央到各地在这个斗争中都分别揭发出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同彭德怀同志一样进行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反党活动，他们所以同彭德怀同志共鸣，就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由于彭德怀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集中代表人，所以揭露和解剖彭德怀同志的世界观，对于我们认识右倾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和他们的反党活动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参加党三十多年的彭德怀同志常常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闹对立，为什么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他参加高饶的反党联盟？去年在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下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又亲自挂帅，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子，重新搞起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我们必须从社会阶级斗争的现象来看待问题……建国以来，我们这里出现两次企图分裂党的活动的事件，不是别的，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同志都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参加者，而彭德怀同志还是这个反党联盟的一个头头。高饶的反党活动被揭穿了，被粉碎了，但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并没有死心，他们没有悬崖勒马，继续走上高饶的老路，资产阶级复辟的欲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驱使他们，冲昏了他们的头脑。斗争是他们挑起的，但结果是：他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为了追溯彭德怀的“反党”历史，陈伯达翻出了彭德怀1941年所作的《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的讲演，全文公布毛泽东1942年6月6日致彭德怀的信，表明早在那时毛泽东便已“严肃地批评”了彭德怀。由此而“论证”彭德怀是“具有两面性的伪君子”，是“野心家”，是“阴谋家”。

此文向全党印发之后，陈伯达的“理论家”的牌子又响亮起来了。

当时，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曾作决议：“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正因为这样，已经被逐出中南海，交回了元帅服、勋章，闲居于北京西郊吴家花园的彭德怀，还是有“资格”看到陈伯达的“大作”的——他毕竟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彭德怀看毕，久久无言。沉思良久，他拿起了笔，把心中的愤懑泄诸笔端，在陈伯达的文章上写下针锋相对的批注。

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所保存的彭德怀手稿中，可看到彭德怀批驳陈伯达的好多段文字。

在陈伯达文章中那“欢欣鼓舞”一句旁，彭德怀斥道：

为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是共同的，但你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左”的东西正在破坏它，搞“反党集团”确实没有，对于问题的看法表示共鸣，倒是有一些人。

彭德怀还写道：

我从来不是功臣，但不一定就是祸首。

在陈伯达文章中那“冲昏头脑”一句旁，彭德怀写下掷地有声的话：

“冲昏了他们的头脑”，是“左”倾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矛盾是严重的比例失调，引起阶级关系紧张，它将破坏总路线、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出现一个大马鞍形，千万人将要遭到饥饿，甚至要饿死一些人。

彭德怀还写下如下的一段段批语：

陈伯达的文章指斥彭德怀的四篇报告，即在1941年作了《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的讲演，1942年作了《1943年要贯彻民主精神》的报告，1943年2月作了《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发言，同年4月又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

彭德怀批驳道：

这四篇东西是有错误的，但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我已作了检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而且毛主席给我们信以后，再没有提过这四篇文章的内容了。现在是右倾，纠正办法，就算个账，堵塞正确意见，一错再错，这能实事求是吗？而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这种“左”倾的危害性是多么严重、多么可怕啊！脱离实际的同志牵强附会是多么危害党的事业。

陈伯达指斥彭德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彭德怀批驳道：

任何阶级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和领袖实行自己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很好。这就是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本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进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通过阶级专政达到彻底消灭阶级。但是党是领导而不是代替，是通过而不是直接，这是很明显的，也是很正确的。如果代替（包办）而不是通过，即是党直接代替和包办国家一切行政事务，这必然降低党的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将失去先锋队同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战斗作用。党政不分的混乱概念，不仅降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且将失去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作用。上述是正确的前提作了错误的解释。

陈伯达指斥彭德怀所代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义正词严地批驳道：

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当时国内情况是“左”，而不是右。

真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彭德怀“直道不容于时”，遭批、遭贬，依然心如铁石，气若风云。

陈伯达除了作为党内文件印了《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文外，一个多月后，陈伯达又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22期发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又一次炮轰彭德怀。

“理论家”虽然是在那里“批判”彭德怀，其实，他的话是在那里为他自己画像：

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个人野心作祟，常常“刚得东来西又倒”，“左”倾冒险主义可以转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也可以变为“左”倾冒险主义……

其实，纵观“理论家”本人走过的道路，正是一条“刚得东来西又倒”的摇摇晃晃的道路。

由于陈伯达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他终于走出庐山会议的阴影。他又得到毛泽东的器重，过问重大方针和决策。

195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即《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任务问题》。

报告提出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任务：

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在1958和1959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同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逐步消除重工业内部的薄弱环节，为今后年份更好更大的跃进创造条件。

李富春在向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问：

其中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提法，是否妥当？或者提以农业为基础，或者在党内提、党外不提，或者索性都不提，请你考虑见示。我觉得提以农业为基础是无问题的。

毛泽东在收到李富春报告之后，并不马上作出结论，而是在10月13日给陈伯达写下批示：

此件及附件，请陈伯达同志看一下，提出意见为盼！

毛泽东

10月13日

陈伯达明白，这是一个重大的方针问题。他认真进行思索，在1959年10月15日下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的意见。

陈伯达在信中说，富春同志给您的信说到对农业的提法问题，这是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似乎不宜在党内和党外采取不同的提法。我想可以继续保持您原来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科学的严格性，而且已深入人心。而在实际措施、计划部署、问题解释时，将您最近所说的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意见，加以具体化，使同志们明确地认识这一问题。计委报告中关于“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似乎可以改为：“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阅毕，在陈伯达的信上加了一个题目：《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然后，他写下一段批示：

此信及附件即送李富春、彭真、刘、周、朱、林、王稼祥、胡乔木同志阅，阅后退毛。

在10月16日、17日两天看完，以17或18日在我处会谈一次。

毛泽东把李富春的报告和陈伯达的信，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最后经过讨论，作出决策。

1960年1月，李富春的报告以《迎接1960年的新跃进》为题发表。

李富春的报告，在谈到中国国民经济方针时，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

李富春接着强调指出：

毛泽东同志以后又把这个思想概括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大家知道，这个思想已经作为一条重要的方针包括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点中。

不言而喻，在这一方针的决策过程中，陈伯达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