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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第四章

毛泽东夤夜口授“二十三条”

历史的车轮日渐驶向那天崩地裂的“文革”。

细细探究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

“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

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部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

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招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悟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1963年5月7日至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彭真、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陈伯达、江华、胡辉邦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稿,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5月10日、11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前十条”的前言时,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10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显现。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然而在1964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动出席会议,并在陈伯达讲话时作了许多插话:

陈伯达:_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是清官与贪官的问题。《四进士》就是反贪官的嘛!

毛泽东:巡抚出朝,地动山摇,可了不起哩!

陈伯达:_封建时代的清官实质上是假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毛泽东:_清朝刘锷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

陈伯达:_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此问题。

毛泽东:_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陈伯达:_主席强调,要听各方面的话。好话,坏话,特别是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这是工作做得好坏的准则。

毛泽东:_讲话长了怎么办?李雪峰同志说的话,讲长了打零分。讲长了,让他讲长嘛!横直没人听嘛!

陈伯达:_许多人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能忘本嘛!我这个人不参加革命,顶多是个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而已。

毛泽东:_大官是从小官来的,小官是从老百姓来的。我们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还是老百姓嘛!“蒋委员长”不姓蒋,姓郑,叫郑三发子,河南人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还不是老百姓变的?

陈伯达:_主席常说,不要自以为是。乡干部当权,就以为自己的意见对。

毛泽东:_不要当了权,就是自己的意见对。自以为是,没有自以为不是的。为什么要开会?就是意见不一致。一致了开会干什么?

陈伯达:不怕官,只怕管嘛!

毛泽东:小官怕大官,大官怕洋人。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烦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在中央社教运动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的“人海战术”,多次表扬了陈伯达: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开会。有的同志说,打歼灭战怎么打法?一个28万人的县集中1.8万人,搞了两个月没有打开,学文件就学了40天,学习那么多天干什么?我看是烦琐哲学。我不主张那种学习。光看是没有用。

1000多户去那么多工作队,人多展不开。搞人海战术不行。1000多户你依靠七八百户就搞起来了。有一个陈伯达就够了。嫌人少再带一个去,无非是宣布:我叫陈伯达,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开个会。无罪的是多数人,有罪的是少数人,依靠多数人么!

照现在搞法,我看太烦琐了。你陈伯达那个是1000多户,开始几个人也搞开了。以后加了500人,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这样多人反而搞不开。不如陈伯达的办法。靠人海战术不行,要出问题。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在陈伯达的心目中,刘少奇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也是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与刘产生严重分歧,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了毛泽东……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

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了头绪,分成了一条又一条。

在12月28日下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会场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包括党章在内的《中共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与国家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重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马上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唯毛泽东之命是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发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夜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23条,人称“二十三条”。

在正文之前,有一个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央

1965年1月14日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形。

第二条原文如下:

二 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 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 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台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分子。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各地纷纷开始“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人们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后来,社教运动发展为“文革”,发展为全国、全面地“整走资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条”中已被不点名地批判了的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正因为这样,这个“二十三条”,已为“文革”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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