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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谎言的协作:以《皇帝的新装》为例

从前有一个国王,非常喜欢华美的衣服,他既不关心军队,也不喜欢演出,也不喜欢坐驷马高驹外出游玩——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

一天,王国来了两个骗子,他们声称能织出世界上最美的布。这种布不仅色彩和图案都分外美观,而且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怪的特性:“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那真是理想的衣服!”皇帝听说后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在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是聪明人,哪些是傻子。”于是他找来了这两个骗子,给了大量的珠宝钱财,请求他们马上开始为他织布做衣。

接受国王的预订后,骗子们摆出了两架织布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织布机上连一点东西的影子也没有。他们不断地索取钱财,却什么也不干,只让织布机空洞地转着。先后被派去查看进度的两位诚实官员都看不见这件衣服,然而为了掩盖自己的“愚昧”,他们都对皇帝撒了谎。后来,国王选了一群特别信得过的官员随他前往查看,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然而基于和先前两位官员同样的理由,国王也声称衣服华美精致,最后还穿着这件看不见的“衣服”上街游行,直到一位儿童指出:“他什么也没穿啊!”国王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受到了骗子的愚弄,但“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于是他摆出了一副更骄傲的神气,穿着并不存在的衣服在百姓的窃窃私语中继续走了下去。

这是19 世纪的丹麦作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Andersen) 写的童话《皇帝的新装》(The Emperor’s NewClothes)。在故事中,傲慢而又城府极深的皇帝,虚伪愚蠢的大臣,巧舌如簧、精明透顶的骗子和人云亦云的市民,他们先后粉墨登场,共同表演了这场闹剧。虽然这只是一篇虚构的童话故事,但指向的却是现实的成人世界:我们彼此依赖,却又互相欺骗,世界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每个人都编织在一起。

《皇帝的新装》是一个关于谎言的故事。除了那个天真的孩子,骗子、国王、大臣和公众,所有的人都在说谎,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他人。为什么一个如此简单、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骗局却没人愿意揭穿呢?直到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道破,麻木的公众才渐渐觉醒。到底是什么让人心迷失在谎言里了呢?换而言之,骗局是怎么维持下去的呢?

在这个故事中,安徒生首先叙述了国王的唯一喜好是迷恋华服,这为行骗得逞创造了外部条件,为骗子打开国王的 “需求缺口”埋下了伏笔——个体需要无法满足会导致人的痛苦,特别喜欢一件东西而无法满足时,浑身就像长满了快要好的疮一样,痒得人无法忍受,不得不搔抓。要想消除这种痛苦,必须将“缺口”填满。而这正是一个人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想要什么,我们就知道如何打开他的“缺口”。但是这还不足以让国王完全上当,还需要有深层次的动机维系骗局进行下去。虽然国王热恋新衣,但是他渴求这件衣服的最根本驱动力却是如何简单有效地治理臣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 如此他就能轻而易举地享有最高权威,却不必过度地为国操劳了。如果国王没有强烈的渴望,即便骗术再高明,也无法继续表演下去。

欺骗是一种相互配合的互动行为。如果没有他人的允许,欺骗就不会发生和完成。为了检查生产进度和验证骗子言语可信度,国王先后派出了忠心耿耿的老大臣以及另一位诚实的官员前去查看,得到了确信的汇报后,国王又亲自率领大臣们查看了一番。如果大臣们、国王及时中止了互动,发现这是个并不存在的事实,谎言到这里就被揭穿了。

但是,骗子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在开始之初,他们就设置了必要条件:“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我们可以由此引出以下推论:

凡是看见布料的,都是聪明的、称职的。

凡是看不见布料的,都是愚蠢的、不称职的。

那么:如果我看不见,我就是愚蠢的或者不称职的。

我不想被人知道我是愚蠢的或者不称职的。

因此,我必须看见。

试想:谁愿意承认自己是愚蠢的或者不称职的呢?前者会导致道德上、名誉上的丧失,后者则会引起经济和地位的丧失。揭穿真相的成本是如此之大,无怪乎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大臣,还是诚实的骨干官员,或者小心翼翼的国王本人,都要违心地承认自己看得见那看不见的、且不存在的存在。

最后,真相被一个无意的“闯入者”——天真的孩子——揭穿了,国王意识到了新装的不存在,而且也从公众那里得到了确认:“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那么,他会公开承认自己对这件事的错误判断吗?他和他的内阁官员们会为他们所犯的荒唐错误而集体向民众公开道歉吗?就一般情况而言,谎言被戳穿之后,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然而荒唐的是,这个骗局还在继续表演下去,国王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了一副更骄傲的神气。在这里,吊诡的是,国王从最初的受害者变成了共谋者——这个原因探讨起来有点复杂,我不想过多探讨,它涉及权力机制的运作——在国王的逻辑里,“无论对错,朕所言即是真理”。所以即便皇帝错了,他也要在公众面前维持一贯的高大的形象。

为了保持自我的尊严,人们需要维持社会的同一性。所谓社会同一性是指一个人在他人面前展示的自我,也就是别人眼中我们的样子。对于你是谁,不仅包括你的个人认知,而且还包括他人对你的认知:你的身份、地位、民族、性别等等——你是谁意味着你不是谁,你是詹姆斯所以不是奥巴马。人的社会同一性是具有连续性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都会认为你是同一个人。

当我们是大团体中一部分时,我们往往不会意识到自我身份的存在,比如我是白人占大多数的学校中的一名白人时,我可能不会想到我的身份属性。但是当我们属于某个大团体中的某个小团体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常意识到自己的族群了,比如我是白人占大多数的学校中的黑人,我就会敏感地意识到我与他人的不同了,因此就会对外部做出特有的反应。

重新界定同一性可能会让人产生心理上的焦虑。心理学家艾瑞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现象的存在。他在研究中发现,人在重新认识自我、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时候,自我意识会出现混乱,突出地表现为情感障碍,他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同一性危机。如人在遭遇离婚、工作变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一贯的形象突然改变之后等等,都会造成性格上的变异,对一个缺乏确定内在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安徒生的故事中,作为占少数部分统治集团中的一员——而且此人还是集团的领袖——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敏感性可想而知,尤其是当他一贯正确的权威形象受到挑战时,他内心的焦灼绝非他人所能想象,他怎么能允许别人破坏他的社会同一性呢?

“我是皇帝,我怎么会错!?即便错了,我也可以定义对错。”皇帝思忖道,“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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