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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如烟如尘忆旧梦

《新民晚报》2007年7月22日“记忆”版登了我写的《洁泯:质本洁来还洁去》,图片说明中把几位评论家陈骏涛和王愚、刘锡诚和白烨写反了,当发现错误时已来不及更正。借此谨向读者和这几位老友郑重地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张照片摄于1985年1月初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在京西宾馆,记不得是哪位摄影师摄的,也记不得是谁招呼人们到荒煤房间里聚合聊天的,想起来当是偶然的随意的巧合。过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张照片,却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之后似也没有机会再有这样的聚合;其中三位年长者王春元、荒煤、洁泯已先后离我们而去;看见他们当初那样欢快灿烂的笑容,真令人伤感,也引起我更多的联想。

我想起最早认识荒煤的情景。那是1978年末,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不久,我的领导孔罗荪叫我去看看荒煤,说:“他对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很有想法,思考很久,想找个人聊聊,你去吧!”

那时荒煤刚从重庆调回北京不久,家眷未到,六十五岁老人单身住在东单北方旅馆,这是一间有点年头的小旅馆。在他的房间里除了床桌椅外,我们两个人几乎只容“促膝”而谈了。但那天主要是听他谈。他讲了对“四人帮”文艺谬论的看法,还进一步谈到对近几十年流行的文艺理论的思考,特别提到“人情”“人性”的问题,这在那时还是一个十分犯忌的禁区,但他却想得很多,也是他后来许多年在文章中、电影创作和领导工作中经常深入探讨的问题。我看着这位老前辈那种专注虔诚的沉思和倾谈,心想多少老同志正等着官复原职呢,他怎么却一门心思想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想着文艺复兴的问题;我又想到他早年做过地下秘密工作,也上前线当过战地记者;他当过副部长、副市长这样的高官;三十年代坐过几个月国民党的监狱,“文革”时又坐了七年的监狱,来北京之前他正被贬谪在当过副市长的重庆市的图书馆书库里做了三年抄卡片的活,现在他满脑子想的是文艺理论……我又想到他长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而他的丰富曲折的传奇性经历几乎就像一部生动的电影似的。一种肃然崇敬的情感在我心中升起:这是一位多么执着忠诚可敬的老革命知识分子啊!

过了一些日子,他正主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常来我们编辑部,主动找冯牧商量工作,研究《文学评论》和《文艺报》怎么配合作战,消除“文革”带来的灾难和影响,推动新的文艺创作健康发展。有时还和王春元等一起来,召集我们几个编辑谢永旺、刘锡诚、阎纲等研究。我也是在这时认识了春元,一见如故,视他为兄长。我们清理了很多流行几十年的谬论,诸如: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个阶级一种典型,革命英雄绝对通体光明,只许歌颂不许批评,只许说大话空话假话,不许写真实讲真话,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人情,文艺创作听从长官意志说了算,等等。我们很奇怪这些谬论本不复杂,应该是很容易识破的,为什么能通行无阻多年。春元是个睿智敏锐的人,对事物常有独到见解,他就一针见血地说:“那还不是因为权势者的需要和支持,否则一文不值。”

我们就是在这个解放思想、反思历史的特殊时期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荒煤又忙着电影领导工作,却仍坚持写作,连续出版了近十种理论批评和散文著作。春元在文研所主持文艺理论室,和钱中文一起主编了“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影响很大。那本风行一时的韦勒克和沃论著的《文学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上万字的中译本前言就是出于春元之手,极见学术功力。他们有了新著就惠赠给我学习。还从各个方面关照帮助我进步,我铭记在心。这些故事说来话长,只好从略了。

1980年8月,全国高校文艺理论会议在庐山举行。参加者成百上千,荒煤是主要领导者。这张照片里的朋友大多参加了。有一天,又是春元,领着缪俊杰、秦晋、我等几个人逃会去爬五老峰,在云雾缭绕的峰顶,数步之间只闻人声不见人面。但犹未尽兴,又翻山越岭曲曲折折走了数十里山径到观瀑亭看三叠泉,领略一千多年前李白、白居易在此流连结庐的情景,发思古之幽情。那时旅游事业还未开发,我们用脚力一路走去,在细雨迷蒙中观赏着翠绿苍黛的山景野趣,可谓匡庐道中,目不暇接。其实我们也都已四五十岁了,却豪兴不减,从早走到下午归来毫无疲惫困累之感。沿途没有商贩,碰上一位老乡提着一篮茶叶蛋,春元买了几个分我们一人一枚充饥,竟是最佳美味了。他却幽幽地说:“要是能在这里有一间小屋读书做学问,生平足矣!”我取笑他说:“你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啊!”

这些往事已如梦幻而遥不可及,但想起曾经有过的朴实奋进,前辈师友的关爱,还是觉得非常幸运和欣慰的了!

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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