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参加《邵荃麟全集》出版座谈会后，有一个小的聚餐。我到得晚了一些，看见有一席还有一个空座就坐了下去。恰好坐在邵荃麟女儿小琴旁边，左边是姚锡佩、胡风女儿张晓风、周扬的长子周艾若以及荃麟的侄子、女婿。小琴右边是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几乎都已是满头银发或谢顶的古稀老人。尽管他们大多我都认识，有的还是交往很密的好朋友，但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坐错了位子。因为除了我和姚锡佩，他们的父辈都是三十年代左翼大作家。如今碰在一起，就很自然地讲起当年父辈许多往事，互相之间的关系等，虽说是点滴花絮，却都是有价值的史料。

他们交谈讲得很热闹，我听得很入神。冯夏熊说到他父亲的性子比较急，用现在的话就是“犟”“倔”“耿直”，荃麟的性子比较能“忍”。所以两个老朋友在一起，遇到麻烦荃麟总会劝说雪峰戒怒忍耐。当年反胡风，周扬要雪峰写批判文章，雪峰不写，周扬没办法，就叫林默涵写。后来林默涵和何其芳写的两篇就成为批胡的权威的代表性文章。雪峰宁可不讨这个好。反右时周扬要他按周的旨意写鲁迅《答徐懋庸》一文的附注，冯雪峰开始不肯，荃麟就劝说他借此争取保住党籍。雪峰听从照写了，后来还是被开除出党。邵照样与他来往，冯仍然是邵家的座上客。我想这与他们两位老人家当年的友谊非同一般有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雪峰两次与党失去联系后在恢复组织关系过程中，荃麟都给予关注和帮助。周扬深知他们的情谊，批雪峰时，就要荃麟出场发言作为对冯的重点批判。荃麟只得奉命但并不按照当时定的“三十年一贯反党”的调子说话，却专门讲雪峰的“个人主义”：“在每一次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他个人往往是消沉的……这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几乎不可理解的事。”“雪峰在文艺问题上，只是从艺术的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政治出发，从当前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因而不能不陷入于唯心主义。”同时他又赶紧声明：“我并不是说，雪峰对于革命完全没有感情，或甚至不赞成。这样说法也是不实事求是的。”这样的批判当然使周扬、刘白羽大为不满，倒是郭小川觉得他的发言很好。

晓风说近来翻阅她父母的日记，发现抗战时在桂林，邵荃麟到胡家竟有三十多次之多，可见往来频密。反胡风时邵荃麟也写了批判文章，但胡风“文革”后在回忆录里却明确地说：“过去在上海、桂林时，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和他在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聂绀弩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33年就和胡风一起在日本同时被捕入狱后又一起被驱逐回国，两人情谊也是极深。1966年胡风坐了十年牢后刚刚被作为监外执行放了出来，第一个上门去看望他的就是聂绀弩。聂自己也是从北大荒劳改回来不久，却完全不避嫌疑，放声诗赠胡风、冯雪峰许多首，极为感人。如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挽雪峰“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挽荃麟，说到他生前对聂的关照，但是“提携种种皆无益，世人不许狂夫狂……”六十年代初，人们正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时，“谁家有酒备客尝？”食物极端匮缺，十室九空，聂来看望邵，荃麟知聂嗜酒，还是设法找来一杯酒，让他一饮而尽，点滴不剩。聂解渴而感动，“泪落杯中泪也香”。临行邵还塞了两包中华烟说：“我事非尽我安排。”聂完全理解邵满腔热血想为同志朋友纾解困境却又无能为力，说他“骨瘦嶙峋”的身子，虽想“支撑天地颤巍巍，天下事岂尔可为？”有人误读说成是邵冷淡聂，全理解错了。说到这里，我忽然联想当年曹雪芹在槐园遇到朋友敦诚，风雨淋涔、朝寒袭袂之际，“雪芹酒渴如狂”，敦诚就将自己的佩刀解下典质换酒来喝，使“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敦诚也作歌酬唱，他们“大笑称快，击石作歌声琅琅”。古今诗人那样狂傲睨世的浪漫情怀是多么相像，但聂邵的情境似乎更为悲凉！

当时席间谈论的点滴往事，使我有了不能抑制的浮想，除了信意补述的上述一些故事，我还想到这些身世坎坷的前辈老人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政治上都是有极老资历的老革命：邵荃麟是大革命时期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早期共产党人，如不是因为大吐血，他将去莫斯科作为党的六大代表参加会议；冯雪峰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聂绀弩出身黄埔军校二期，一生经历跌宕奇异，先后因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三年半，后又被诬陷现行反革命罪判无期徒刑；胡风虽然脱了党，但在思想文化界始终是有大影响的著名左翼作家。他们都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秘密活动，过着飘忽不定的生活；彼此常有交集互助，生死相扶，荣辱与共的患难之交；他们都受过深度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渊博精湛的艺术学养，又各有出色卓越的文学成就；他们常常是既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文创作，又翻译外国作品从事理论研究，都是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印迹；他们是秘密的党人，更是从事文化学术活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文人，以写作为生。虽然有的1949年后做了一段时间的“官”，但却是难为了他们。如上面说到，邵荃麟想保住冯雪峰党籍结果没有做到；丁玲被打成右派后，邵荃麟想让丁仍然留在北京写作，工资待遇基本不变，也同样未能实现。当时邵荃麟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却是个弱势第一把手，做不了主。雪峰先后任过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把手，也因“书生气十足”，当领导事事碰壁，较早就被打了下来。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在革命胜利以后不久，他们先先后后都不适应新的政治生活而遭遇了不幸：都曾被发动裹挟去参与整肃批判多年挚友同志。现在有的年轻人不大能理解当时的特殊环境，较多责难他们的顺从。其实也有挣扎，也有尽可能的互相关照扶持，稍后自身也未能幸免于难，多数还有过缧绁之灾，以至晚景凄凉，或惨死狱中。他们始终是忠于革命事业忠于组织的呀！邵荃麟直到生命终点，在失去自由患着重病身陷“牛棚”时，还在苦苦追问自己。他问难友黄秋耘说：“你给我想想看，我参加革命这几十年以来，有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他和冯雪峰等都是带着这样苦恼和困惑离开这个世界的。周艾若对他父亲周扬的前期多有批判。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你有弑父情结。”他笑而不答，接着他会说：“我为他‘文革’后的表现感到高兴，赞美。他有这样的变化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看来，这些前辈总是知识分子，所以喜欢思考，习惯于寻找事物的来龙去脉，追索历史真相。

现在，从这些后辈们身上我明显感觉到：曾经的批来斗去也未能割断他们几代人之间的亲如血脉的联系；在很长时期里，人性的光辉和力量始终在抵抗和扫除阴霾和邪恶。聂绀弩唯一的女儿在“文革”快完时自杀，老夫妇伤心可想而知，他写信对小琴说：“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你来，总想哭，这信是含泪写的。为你父母么？为我自己老了么？说不清。”他还说过，他曾热爱过雪峰、丁玲的文章，也从“荃麟那里感到过同志间的感情的温暖”；但“觉得真正高出于我的，却只有一个胡风”。这就是他们之间那种非常深沉的思想、文化、感情、友谊、心灵间的融和相印，却未必说得清说得尽。

小琴说，他们这一代人有时还常聚会聊天，包括前几年已经辞世的田汉之子田大畏、鲁迅之子海婴，都会兴致勃勃参与其中。现在流行“红二代”“官二代”“星二代”等说法，他们好像都沾了一点边。“文革”时，他们成了“黑五类”的子女即“黑二代”，现在我想称他们是“文二代”。文学家们的基因和友谊在他们身上延续而无任何纠结。他们在一起总是谈得很起劲畅快，其乐融融，怡怡然于一室。他们为父辈未了的遗愿在努力补缀，整理出版遗稿诸如全集、文选、专著，晓风已经整理出版了胡风著作多种。这次出版的《邵荃麟全集》（八卷本）主要就是小琴等收集编纂的。冯雪峰等的著作也都在进行收集整理，将不断有成果问世。这些曾经被批判成可怕的撒旦式的文字，重新被发现被认识其重要宝贵的历史价值，似乎正在努力解答邵荃麟最后之问。那些不可一世的大批判文字和各种各样的恶名却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又想起聂绀弩的诗句：“杜若洲边无杜若，陶然亭畔且陶然。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历史无情，终究会显示其真实面貌和应有的公正。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张晓风、邵济安、冯夏熊诸友的教正，谨此鸣谢。

2014年9月1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