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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遥祭梁羽生

正月初一夜,我刚刚打开电脑浏览网上新闻,“梁羽生在澳病逝”的一条消息撞入眼帘,吃了一惊,我都不敢相信,就紧张地哀伤地打电话给香港、悉尼,得知梁先生是在1月22日故去的,家人不愿张扬,低调处理善后,所以晚了几天才传开。据梁先生秘书杨健思女士电告:前几天她刚刚去悉尼看望过先生,还挺安好的,只是神情稍有点委顿。健思离去时,他还用英文说:“我要死了!”没想到一言成谶,才过几天,他真的静静地悄悄地远行了!他是在昏睡了几天后,安静地离去的。

我默默地坐到深夜,流着泪,想着梁先生对我的关爱和友谊。

梁羽生先生因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创作,写了35部作品,以及大量诗词文史随笔,名扬天下。1987年,他移居悉尼养病,除了悉心修订旧作外,过着几乎是隐居的生活。他的一生,除当过报馆编辑外,就是从事著述,从不曾涉足官场商场;只喜欢谈文论艺,吟诗填词,擅于博弈和对联,是个著名的棋手棋论家,也是个擅作对联研究楹联的专家。为人随和恳切,哪怕初次见面,只要一谈起棋艺对联写作诗词等,他就会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以至废寝忘食,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

由此想到1993年4月初,梁先生偕太太作为嘉宾应邀到北京参加第三届世界象棋比赛的观赛活动。我到他下榻的国际饭店看望,说起他已有多年未来北京,而梁太太还是三十多年前新婚蜜月旅行来过。也就是那次,他独自跑到棋社与人对弈鏖战不休,直到深夜回来,才发现把新娘一个人丢在宾馆,因为他彻底忘了这回事。当我们笑着讲这件陈年往事时,梁先生又说了一件金应熙的类似的轶事。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追随陈寅恪时间最长的入室弟子,曾是梁的老师,两人意气相投,成了亦师亦友的莫逆交。梁曾写过一篇长达四五万字专论金应熙的文章,对金有极高评价。金也是大棋迷。传说“文革”后,金曾应邀到某机关作报告,会散后,金在街上见有人下棋,不仅观战且蹲下去参战了。民警过来撵逐,踢了他一脚,再一看,这不是刚才作报告的专家吗?梁先生说得我们抚掌大笑。这与梁先生自己不拘小节不是异曲同工吗?但都很说明他们的性情。

我最早拜识梁先生是在1984年10月。在新华社欢迎巴金访问香港举行的作家座谈会上,他和巴老因为抗战时在桂林见过而叙旧,说的年份不一样,两人记性又特别好,所以引得大家都笑了。过了两个月,他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我也在会上,就去他住室拜访,畅谈甚欢。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作家代表会议,说明一向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新派武侠小说得到了正统文坛的认同。他很高兴。从这以后,也有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陆续开展了对武侠小说的研究,在文学史教材里占有一席地位了。这当然是后话了。

当时梁先生还谈到他的著作在内地被肆意盗版翻印,作者权益不受尊重。他很是不解和不满。我听了感到很羞愧,觉得我们内地某些出版人太少职业道德,为此想挽回一些影响,就自告奋勇说:如果梁先生信任的话,我愿代你去交涉催讨应有的权益和稿费。梁先生欣然就委托我办此事。那时我不知此中厉害,以为梁先生大名和我自己出面理应顺利解决,哪知对方推脱不理,我再三再四又是信又是电话,都无效果。有一家省级大出版社,每次电话过去,都推说领导不在家或不回应。时间长了,我忍无可忍,就给国家出版局局长写了信,马上有了回音,并将给我的复信作为公文发到该出版社,对方才老老实实解决了问题。这也是中国特色:不认道理只认官。还有一家出版社盗印了《白发魔女传》七十万册,至少赚了七十万元吧!他们写信给梁先生道歉,梁先生就心软说:“这些出版社可能真有困难,就放宽一点,象征性地付给一些就算了。”此言一出,对方就寄了二千元应付了事。后来我收了这些稿费积攒起来,梁先生却一文不取,嘱我全部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学研究所。那时文学馆刚刚正式创办一年多,经济很困难,除了巴金外,梁先生的稿费可能是最早的一笔捐款了。馆长杨犁收到时都感动得不知怎么处理好。我早就听说梁先生仗义疏财、古道热肠,如今有了更深的直接的体会!他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计较钱财。

因此,那些日子里,我和梁先生通讯很频繁。有时也讨论一些文学上的问题。梁先生说他自己真正的兴趣和专长还是在文史方面。武侠小说的创作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发生的。但也因此,他把自己深厚的文史方面的学养充分发挥,融入在小说创作里面。现在人们能够看到梁羽生武侠小说里的历史氛围和特定的人文环境描写,看到那些有着浓厚古风的精美的诗词,都是别的武侠小说里不易看到的,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特点之一。但是,武侠小说的广泛流行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青年人如何看待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内容。梁先生寄给我一首诗,说:“上帝死了/侠士死了……/因为我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侠士的襟怀/因为他们善用自己的幻想/不是依靠别人的脑袋/如侠士之敢于傲视世界。”我想这大概是理解梁氏小说的一把钥匙。就像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现在,梁羽生则说“侠士死了”,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已不可能再出现和依靠那样的“侠士”;但是,侠士的襟怀,自己的幻想,傲视世界……依然活着,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可由此看到梁先生的某些襟怀和品格。

同样,梁先生创作的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如白发魔女、金世遗、张丹枫、卓一航等,既是武功卓绝的英雄侠士,又是与世俗礼教相悖、不受正邪教规门户束缚、自由狂放的隐逸名士;既是平凡的俊男靓女,又是执着追求友情、亲情、爱情,闪耀着人性人情的心灵美的光辉,善良智慧的超人……这是梁先生的理想主义的寄托吧!他很早就对自己有过评论,说他“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在作品中,“擅长写名士型的侠客”。我在与梁先生交往中,或读他的作品时,常常会不断印证这样的印象:他似乎更像《世说新语》里的某些人物,颇有点魏晋名士的遗风,现在社会还能有几人?

有一次,梁先生读到我的一篇小文,讲到有几位汉学家不知怎么翻译“武侠小说”这个词,有说译成“打斗”,有说“功夫”。梁先生不以为然,在信中说:这样理解,就成了“有武无侠,也表现不出小说所应具备的文学质素”。他认为与西方文学中相当的词应是“骑士文学”(Romance of chivalry)。然后他将两者的异同做了比较,说:“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尽管不敢反对皇帝,但也还有许多独往独来笑傲公卿的人物。因此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还有许多缺点,我还是觉得他们要比西方的‘骑士’可爱得多。”这固然是梁先生的文学观,但更表现了他的思想性情的倾向。同时,我觉得现在影视剧中一些所谓“打斗片”“功夫片”的作者可以从梁先生意见中吸取有益的启示。

于是,我愈来愈对梁先生有了兴趣,有了想写梁先生传的念头。我大致上阅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开始收集有关他的资料。非常感谢梁先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特别是已故的刘文良先生给我的鼎力帮助。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把这件事搁下了,一搁就没有再拿起来。那时也有出版社闻讯来约我写他的主要作品故事集,我没有接受。我还是想写传,不想放弃,但终于没有写成,也因此长期心存愧疚,至今未对梁先生表示过歉意。梁先生却从未对我提起这件事,我知道他的宽厚谅解,但总觉得欠了他一份心债。

就在1993年他来北京后,我写了一篇名为《梁羽生印象》。他说写得“具体生动”“有血有肉”,并转告他太太读后感:“……不只是表面印象,倒像是出于一个对你颇为了解的老朋友之手呢!”我却感到惶恐,说要写传,结果只有这样一篇小文想塞责,不仅不见怪反多鼓励,甚至非常诚恳地婉转安慰我说:“但若说要写一部书(关于他的),恐怕是不值得浪费朋友精力的。千万不要只是为了你我的友情去做一件‘价值较低’的工作。”这样的真诚善意,真使我无地自容。想到上述他处理盗版一事时也是如此。诸如此类的例子还不少。譬如,有一位也算他的“熟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外面代他收盗版书的稿费。他知道了,除了让这位先生不要这样做,还特别对我说“我不想责怪他的过分热心……”,叮嘱我不要去责备他。我听了,觉得梁先生实在厚道得近乎天真了。

前些年,梁先生在悉尼,回香港,回广西时,都曾多次约我去晤叙,我又因种种缘故未能成行,一直感到遗憾,但总以为还有机会去看望他,没有想到永远不再可能了,至今为之痛悔。

现在,斯人已逝,中国又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一位有着深厚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情操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但他将长久活在中国文学青史中。借此文,我们以一瓣心香深切祭悼远在澳大利亚已经长眠的梁先生。

2009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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