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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北京三地名

今年第八期的《雨花》杂志,又刊出一批“新‘世说’”。从目录看有几位熟识的作者,便翻开来看。其中傅晓红是我们(蓝翎、舒展和我)在《钟山》开“杂文作坊”专栏的责任编辑,“作坊”停业,还没来得及写信给她致歉。她写的是一位外事干部长期“不得重用”的底细。后来个人档案清查,他才知道自己档案上有一条记载:

1961年4月12日晚7时10分,他在使馆区道旁徘徊,神色焦虑惊慌,时间长达一小时又四十二分钟,于8时52分离去。结论:此人可用,但不得重用,不得派往国外。

这人苦苦回想,终于想出那天妻子在积水潭医院分娩,他在等候消息。

按:北京的使馆区,60年代已经在城东三里屯至光华路一带,而积水潭在老城西北角;在积水潭医院附近逡巡,也许会引起联防人员的警惕,却不会蒙私闯外国使馆的嫌疑。积水潭医院或系日坛医院之误,但日坛医院虽紧靠使馆区,记得是肿瘤医院,二十八年前是否兼开产科,待考。

傅晓红似长期在南方读书、工作,对北京坊巷不熟,这一则得之传闻,不足为怪。

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书中《关于未名社的被封》一节,引李霁野的回忆,他和另二人被捕后曾关押在东城报子胡同侦缉分队云云。按:我猜这里说的报子胡同,是报房胡同。因为报子胡同北京似只有一个,在西城,西四牌楼北。而报房胡同则在东城,东四牌楼南。

手头没北京街道胡同名录,但我知道北京确有许多重出的地名,如“石碑胡同”至少有三个,“船板胡同”肯定有两个;不过多年来没听说有第二个报房胡同、第二个报子胡同。据我模糊的印象,在1939至1943年间,我每天到灯市口去读书,也有时走大街,而多半是从报房胡同穿行,好像路北有一处还挂着“警察”、“侦缉”一类牌子。李霁野等未名社成员被捕是在1928年4月,把持北京政权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从那时直到沦陷后日伪统治的八年里,一块“侦缉分队”的牌匾在一处一直挂下来是可能的。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首都,机构的建制变化、扩大,房地产权的变化才多起来。

今年第8期《文汇月刊》发表关于扬帆冤案始末一文,里面说到扬帆1954年被拘捕后,在北京曾关押在左家街。

按:在北京以“左家”名的地方,有近年才因地处交通要道而出名的左家庄,在东郊,是新开拓的住宅区,没有如文中所说的老宅院。然则所说左家街,我疑为西城的祖家街,不过也是揣测,并无根据,我也不拟前往踏察:虽说在50年代属于监管人犯之所,已过三十多年了,但说不定还是公检法部门的机关,多少带点禁区性质,总不宜到附近徘徊,在门前探头探脑的吧。

作为读者,于此等处,一概采取不予深究的态度。至于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字的作者,于人名、地名、日期等还是尽可能准确些好。

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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