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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

记不起是谁,把知识分子的命运拟之于《桃花扇》:头破血流,那溅出的血迹,点染作桃花。

中国历代的读书人,同被压迫的妇女,包括风尘女子,命运上有相通之处。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仅可以从唐宋传奇、元明杂剧中写妇女坎坷际遇、悲惨生活的篇章中,听到执笔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嗟叹、呻吟和呼喊,而且,从一些题为“闺怨”以至“宫怨”的绝句,抒写妇女命运的歌行当中,分明感到诗人那呼之欲出的怨望、怨怼、怨怒。《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就是“是夕始觉有迁谪意”的诗人放下代言和叙事者的身份,站出来直剖胸臆了吗!?

这是从屈原辞赋开始的“美人香草”的传统的余绪。

单说香草,两千年来兰蕙就不再是幽谷中的草花,而成了有德的君子的代词。谁若是就花吟花,就草吟草,在讲究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寄托”的论者那里,就成了“嘲风月、弄花草”的下品。谢灵运和王维诗中,花就是花,草就是草,山就是山,水就是水,而且是此时此地此人心目中的此花此草此山此水;自然物以其本来面目进入诗人的审美创造,而不是作为社会性的符号了。于是我们才得以读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样来自第一手观察、体验、感悟的诗境。

当然,能摆脱“寄托”的窠臼、发挥自然的诗人,不止这两位,但这两位诗人的山水诗,数量大而且题材集中,可为代表。

沿袭着“美人香草”的兴寄传统,运用自然物为社会性符号,来表达忧国用世之情的历代诗人们,自也有艺术手段高下之别。那些足称高手者,绝不满足于重复和依傍,他们借用前人的语言材料,长期积淀的典故联想,也仍然能够充分写出自己独有的感受,以此同滥调套语相区别。

这都是就创作而言的。在对文学艺术进行政治性检查干预的过程中,例如历代的文字狱,则针对“寄托”大搞“索隐”,连并无寄托,纯是描摹风景、抒写性灵的诗句,也往往捕风捉影,目为影射,仿佛诗人写的不是诗,却都是寓言、谜语似的,这种现象,不知道在国外譬如欧洲可曾有过。

寄托云云,与隐语有联系又有区别。拿古民歌谚语说,用隐语处,大体说来,无非一是涉及男女之私,一是涉及政治违碍,有不便明言者,民众和他们的代言人遂以语言的智慧另辟蹊径。这样看来,希腊的《伊索寓言》与我们的优孟、优旃倒也颇有类似之处。诗人们并不擅滑稽,也不得不来这一套,孔丘之徒早就给订下“怨而不怒”的界限,不过后来是怒固不可,怨亦不成,才发生了一宗宗诗案。

其实,“多谈风月”,来一点写真山真水真花真草、寄情自然的作品,大是好事,这在中国两千年的文学史上都是偏于薄弱的冷门。但自然,还得有免于“非主旋律”的指责的文化环境才行。

“人生实难”。中国的诗人、作家、知识分子尤难。

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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