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起是谁，把知识分子的命运拟之于《桃花扇》：头破血流，那溅出的血迹，点染作桃花。

中国历代的读书人，同被压迫的妇女，包括风尘女子，命运上有相通之处。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仅可以从唐宋传奇、元明杂剧中写妇女坎坷际遇、悲惨生活的篇章中，听到执笔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嗟叹、呻吟和呼喊，而且，从一些题为“闺怨”以至“宫怨”的绝句，抒写妇女命运的歌行当中，分明感到诗人那呼之欲出的怨望、怨怼、怨怒。《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就是“是夕始觉有迁谪意”的诗人放下代言和叙事者的身份，站出来直剖胸臆了吗！？

这是从屈原辞赋开始的“美人香草”的传统的余绪。

单说香草，两千年来兰蕙就不再是幽谷中的草花，而成了有德的君子的代词。谁若是就花吟花，就草吟草，在讲究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寄托”的论者那里，就成了“嘲风月、弄花草”的下品。谢灵运和王维诗中，花就是花，草就是草，山就是山，水就是水，而且是此时此地此人心目中的此花此草此山此水；自然物以其本来面目进入诗人的审美创造，而不是作为社会性的符号了。于是我们才得以读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样来自第一手观察、体验、感悟的诗境。

当然，能摆脱“寄托”的窠臼、发挥自然的诗人，不止这两位，但这两位诗人的山水诗，数量大而且题材集中，可为代表。

沿袭着“美人香草”的兴寄传统，运用自然物为社会性符号，来表达忧国用世之情的历代诗人们，自也有艺术手段高下之别。那些足称高手者，绝不满足于重复和依傍，他们借用前人的语言材料，长期积淀的典故联想，也仍然能够充分写出自己独有的感受，以此同滥调套语相区别。

这都是就创作而言的。在对文学艺术进行政治性检查干预的过程中，例如历代的文字狱，则针对“寄托”大搞“索隐”，连并无寄托，纯是描摹风景、抒写性灵的诗句，也往往捕风捉影，目为影射，仿佛诗人写的不是诗，却都是寓言、谜语似的，这种现象，不知道在国外譬如欧洲可曾有过。

寄托云云，与隐语有联系又有区别。拿古民歌谚语说，用隐语处，大体说来，无非一是涉及男女之私，一是涉及政治违碍，有不便明言者，民众和他们的代言人遂以语言的智慧另辟蹊径。这样看来，希腊的《伊索寓言》与我们的优孟、优旃倒也颇有类似之处。诗人们并不擅滑稽，也不得不来这一套，孔丘之徒早就给订下“怨而不怒”的界限，不过后来是怒固不可，怨亦不成，才发生了一宗宗诗案。

其实，“多谈风月”，来一点写真山真水真花真草、寄情自然的作品，大是好事，这在中国两千年的文学史上都是偏于薄弱的冷门。但自然，还得有免于“非主旋律”的指责的文化环境才行。

“人生实难”。中国的诗人、作家、知识分子尤难。

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