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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话说元旦

元旦本来指元月元日,也就是口头上说的“大年初一”。现在农历上的大年初一,降格为春节初一,元旦专属阳历年的第一天。现在日历上虽然是阳历(或称公历、公元、新历、西历)、农历(或称阴历、夏历、旧历、废历)并列,但阳历占主流位置,官方以及社会使用的都是阳历,农历使用范围越来越窄,近些年来仿佛只有在“春节”“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里人们才会想起农历。这些已成为习惯,用元旦称呼阳历新年也已成为语言定式,读者可能不知道它是经历了百余年的磨合才完成的。

中国自古特别重视历法,自周代以来,每年秋冬之际朝廷把第二年的历书颁赐给诸侯或地方守令,确定每个月“朔日”(初一)。接受一个新朝,首先就要接受它的历法,这就是所谓的“奉正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们有了大同意识,不再自标独特,采用世界通用的阳历,直至今日。

然而,使用阳历不自1949年始。近读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集,书前附其年谱,其中记载辛亥年十一月(旧历)“十三日,孙文至南京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定是日为民国元年元月元日”。许多学者也认为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使用阳历是用阳历始。

如果再细致一些,在此之前处于风雨飘摇的满清朝廷已于1911年12月7日(阳历)上谕有“资政院奏、议决改用阳历”,并指示内阁宣布和“筹办”事宜。与中华民国政府相比早了23天。

为什么要使用阳历?一是进步,二是方便。清末民初,那时先进的知识人一改传统上“向后看”的观念,崇尚进步。在历法上也是如此,梁启超就说“歌白尼破坏旧历学而新历学乃兴”。更重要的是方便,那时中国的大门被列强闯开,与世界交往增多,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使用阳历,据说不用的仅有俄国、日本、土耳其。中国外出使节感到特别不便的就是历法与服饰,所以早在光绪年间就有人向朝廷提出要剪辫易服和使用阳历。这两者看来既不关当朝的权力,也不损害其物质利益,但却是名分所系,一直没有通过。待武昌革命爆发,朝廷岌岌可危,甚至摄政王载沣也撂挑子了,于是在同一天也宣布“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翦发”并改用阳历。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上台强势推行阳历,老百姓尚未习惯,特别在过年问题上矛盾尤为突出。如民初学人李定夷所言:“吾国改用阳历,为期尚浅。故北京市面,表面上虽已于新历新年时,遍糊春帖,悬挂国旗,以志庆贺,而一切实际上过年之事,则阴历年底方纷纷准备。”(《民国趣史》)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也记载了民国四年(1915)元旦时“地方官厅,百端点缀,勒令民间过年,然应者不过国旗招展而已(间有被迫换桃符者)”。要全国老百姓都在阳历“元旦”过年,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只能采取行政手段强迫,但老百姓还是筹备过阴历年。无怪有人发牢骚说“反正以还,一律改行太阳历。康次由为吾诵长沙一土地庙春联云:‘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盖凡土地皆合塑男女像,男像曰土地公公,女像曰土地婆婆,故出幅云尔。然而读终上下幅,固未有不捧腹胡卢者。”(吴恭亨《对联话》)涉及风俗习惯变迁的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阳历使用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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