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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杏花•春雨•江南

一提到春天,往往把它与江南联系起来,因为北京虽有“春季”,但几乎没有春天。当年在北京郊区(现在都纳入了市区)种地时,脱了棉袄,就穿背心,冬天姗姗而去,盛夏匆匆而至;就是原野中的荒草,刚刚看到嫩芽破甲萌生,转眼就是“孟夏草木长”了。因此,北方人,特别是北京人要领略春天、沐浴春光最好的去处就是“江南”。三十多年前当我在《文学遗产》做编辑的时候,每逢“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都要到外地组稿,特别要去长江下游、太湖周围的“江南”,那里不仅仅“春色冠年芳”,而且也是人文渊薮。

从“江南”到江南

“江南”这个词出现很早,先秦文献中就有,例如《楚辞·招魂》中的名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南”的涵盖面是很大的,凡是长江之南皆可称“江南”。《招魂》中的“江南”指的是现今湖南。南朝庾信的《哀江南赋》中的“江南”则包括了南朝梁的全部领地。宋代以前许多关于江南的绮语丽词,大多泛指长江之南。乐府古辞中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丘迟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等,都与现今词语中的江南有很大不同。

两汉以前,长江流域的文化虽然也自有谱系(如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但与中原文化相比还是相对落后的,起码中原人士是这样看的。楚人陈相放弃了儒家学说,而改学产于长江流域的“许行之学”,被大儒孟子批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也就说中原是正统的“夏”,而楚人之学是“夷”。又说:“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弃“夏”学“夷”就是“下乔木”入“幽谷”。庄子也把“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到野蛮地区卖礼服)视为愚昧之举。即使到了汉代,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长江流域仍有百越遗风。

经历了两汉的南北融合和东汉以后的兵连祸接,中原汉人大批南迁,先进的经济文化逐步南移,特别是从晋朝南迁到南朝(宋齐梁陈)这近三百年中,长江流域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南朝文化系统逐步形成,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了经历了“五胡乱华”后的中原。待隋、唐统一中国,促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江南在经济文化习俗方面相对的独立性也日益彰显,这在唐朝地域行政建制也表现了出来。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将“古扬州(《禹贡》中所确立)之南境”分割出来,建立了“江南道”。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到了盛唐期间(唐玄宗天宝间)又将“江南道”分为东西,“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南昌),可简称“江西”,又称“江右”;“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可简称“江东”(李清照就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或“江左”。我们今天常说“江南”这个概念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从唐末到宋朝建立的近百年间,中原又一次陷于战乱,江南一带虽然亦有其问题,但社会还是保持了基本的稳定,经济文化没有受到致命的破坏(宋朝建立之初中原文化大幅度衰退,而江南文化处于领先地位),中原士人甚至把这里作为躲避战乱的场所,甚至是“安乐窝”。晚唐韦庄的《菩萨蛮》组词中有两首写到了江南: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

“江南”成为“白头誓不归”之地。

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历史上唐宋两代常常并称,其实两代差别是非常大的。先从经济上来说,两代经济发展的程度差别是很大的,宋代的生产力起码是唐代的十倍以上,货币发行量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唐代铸币的也不少,保持每年铸钱十万贯左右,到了宋朝,每年平均下来都是一百多万贯,铸币多的时候一年可达到五六百万贯。因为中国产银量、产铜量、产金量都非常的少,宋朝大量的铸钱还不够使,就铸铁钱,宋代铁钱非常多。宋代之所以有了“交子”(纸币的雏形)的发明和流行,其原因就在于金属货币不能满足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需求。

两宋朝廷的财政收入也遥遥领先历代各朝,最高时达到14000贯文。这个数字是清代末年有了“洋务”之后才达到的。

宋代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和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一个朝代的兴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取决于农业。历数古来“盛世”都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关。像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就与农业生产力突破性的进展有密切的关系(如农具改良、代田法实施等,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近千斤),盛唐则与小麦进入国人主食有关(石磨的发明与改进,小麦从“粒食”到“粉食”),两宋则与占城(今越南中部)稻种引进有极大关系。北宋真宗关心粮食生产:

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

(《宋史·食货志一》)

宋真宗先在宫苑中试种,认识到占城稻产量优势后,则大力推广(3万斛相当500万斤)。占城稻生长期短(一般水稻的一半),南方可种双季,北方可施行“一稻一麦”;产量高,对土地和水要求相对不高。占城稻的推广和普及使得宋代粮食生产登上古代最高台阶,宋代人口最多时达到1.2亿,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1400斤以上。引进占城稻受惠最多的当属于太湖周围,当时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四朝闻见录》)的谚语。

宋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与前代不同,过去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农村,而宋代的发展主要依赖城市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一点我们从税收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北宋末工商税占到全部税收的70%以上,这些税收主要来之于城市。不仅仅是汴梁、临安这些大城市,也包括诸多的中小城镇。这些城镇许多属于两浙路或江南东路,如江宁、镇江、平江(今苏州)、常州、湖州、明州(今宁波)等地。这些沿运河城镇把“江东”城乡联系起来,构成了后世所谓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其代表就是杭州、苏州,当时民谚中就有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吴郡志》)之说。

关于南宋以临安(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文化、文明的高度发展,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有很细致的描写,他认为这是宋朝进入“近代的标志”。

谢和耐在书中指出,在八世纪,中国的南方,“由于其沉闷并使人丧失活力的气候,只不过是辽阔帝国的一块未开拓的地区罢了。人们的兴趣和感情都另有所系。对于许多人来讲,南方并非祖先的故土,在那里会产生一种流放之感。”可是到了北宋中叶以后:

人们已经不断地感受到了中国南方的日趋增长的重要性。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书香世家,这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它的活力。对于这种深远的、几乎难于觉察到的变化过程,我们最先想到的也是最有可能正确的解释是:正是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的来自中亚和今天蒙古一带的野蛮游牧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才构成了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省份经济普遍成长的主要动因。    

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等。无所不在的国家掌握了许多商业部类,并通过一种国家专卖权体制和间接税收而获得其主要岁入。在社会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这就是外国一些史学家认为宋朝已经踏入“近代”门槛的理由。此后虽然经历了战争和蒙元铁蹄的蹂躏,但东南一带经济文化的积累已经形成,江南风月虽然也可一度蒙尘,但其一经拂拭,照样光辉依旧。难怪词人“懒去蓬莱三岛,且看江南风月,一住数千年”了。

生于东南,游于都会

明清以来江南就成为人们的向慕之地,明末喜欢旅游的李渔就把“生于东南,游于都会”视为人生乐事。身居大都,官至翰林的元代四大家之一的虞集,久在燕京朝堂伴君,为一些汉族士人所艳羡,但他还是写下了:

屏风围坐鬓毵毵,银烛烧残照暮酣。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

(《听雨》)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轻罗初试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语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风入松·寄柯敬仲》)

当时“柯敬仲”退居吴下,这里“杏花春雨江南”就是指江浙一带,“杏花春雨”也成为美丽江南最有代表性的意象,直至现在,它与“骏马秋风冀北”并列为柔美与壮美的象征。

八十年代初,我同事卢兴基先生春末到江南组稿,第一站是上海,从上海到杭州,从杭州乘夜航船听着运河的水声,穿过太湖,次日晨到苏州。苏州是老卢父母家所在,到了苏州老卢就回家陪九十岁父母了,我一个人住在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招待所。这里距网师园很近,每天吃完早点带上一本书跑到网师园里一坐,这个园子不像拙政园、沧浪亭那样有名,园子又小,建筑简洁、平直,不以巧思取胜,反而别有风味。但那时还没有开展旅游,苏州本地人都上班了,园子里很静,有时我能在殿春簃前坐上半天,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望着墙犄角芭蕉的新绿,享受宁静和欣欣生意。而且常有温柔细雨不期而至,令人顿生“江南春雨最多情”之感,三十多年过去至今尚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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