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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村社组织的黏结剂:传统礼俗

村社组织的黏结剂:传统礼俗 4 y3 _, q3 z0 l* C) T' f7 T; e5 \8 q

——读《礼失求诸野》 copyright Banbi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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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清史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朝廷那么少的财政收入怎么能够维持全国的开支?例如,明朝隆庆年间(1570年左右)朝廷年总收入折合白银约合3078万两;清朝初年,例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总收入2930万两白银;清嘉道年间(19世纪前60年)总收入约为4000万两白银,直到清末财政收入才突破1亿两(海关收入由于请外国人管理,收入陡然激增)。明清还各有一个大财政包袱,明代是宗室,清代是旗人,他们要靠朝廷养着,每年都得数百万两银子打发。明清中叶之后还都面临内忧外患和不断战争,每打一仗少的数十万两、多的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鸦片战争赔款就要2100万银元,折合1千多万两白银。其他开支如皇室消费、官俸、各地灾患(特别是黄河水患,河督衙门每年固定的经费就几十万两银子,有大工程就在100万两以上),维持朝廷和地方衙门运转(每个县每年经费大约在1万两以上,全国1400多个州县,经费支出的大头是吏胥的“工食银”)。上述只是大略说说,但就这些已经不少了,因此入不抵出,开支困难是皇权统治经常遇到的问题,许多变法革新大多是因为朝廷没钱花引起的,如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 半壁江中文网

我们感慨古代统治成本之低,自然应该想到全国如此之大,必有其统治达不到的领域,比如说,县以下的基层组织。虽然自古“以民养官、以农养政”是个传统,县以下(包括州县衙门的吏胥)村社里甲之类的组织也养成了凡事向老百姓伸手的习惯。他们做事情往往不用朝廷拨发经费,只要皇帝不下旨约束(有时有约束,如乾隆为了平弥白莲教造反,控制流民,要求州县以下要建立“循环二簿”“以及门牌”等制度时就特别强调“其纸笔等费,在于州县办公项内支给”,不许向老百姓摊派)就可以了。这有点像今天有些基层干部要做某一事情,不向上级要经费要政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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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凡事都要手背向下找老百姓要钱,那么对于基层统治就不能管得太多,只要一不造反、二不抗税、三不成为盗贼的逋逃薮就可以了,用《礼失求诸野》中的话说就是“男人们把庄稼收回场院,打场碾场,把粮食存在囤里,相对就清闲些了。缴纳罢官家税务,叫做‘纳罢官家粮,便是自在王’。晒太阳、抓虱子、道古话、扯闲篇,有的打十番、唱秧歌,有的翻墙头、泡破鞋,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什么政策条律来干涉”。因此也可以说古代的村社里甲(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后者是行政编制)是带有自组织性质的。 i6 N, A/ X5 @0 Z7 f7 x. }7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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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失求诸野》是北岳文艺出版社最近新出的一本谈山西礼俗的书。其名源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所说的“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这里说的礼是周礼。俗话说“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孔子虽然是殷人,而且其终生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族源,直到快去世的时候,对学生子贡还强调自己是“殷人”。然而他全盘接受了周文化,毕生以传播和实践周礼为职志。 4 y3 _, q3 z0 l* C) T' f7 T; e5 \8 q

什么是周礼呢?简单地说就是周朝所遵奉和实行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与社会习俗。周代是农业社会,社会组织是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套礼俗,经过周公旦的整理和设计,成为国家大典,维持了数百年稳定。殷周之际是个变革时期,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开宗明义:“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变革体现在何处呢?他围绕着宗法与建都谈了好几条。我以为他漏掉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人生命的态度。殷商漠视生命,视民命如草芥。到安阳殷墟参观可见当时人殉特别普遍,几乎所有的贵族大墓中都有殉人。武官村殷墟陵区内,已发掘的十几座大墓中被生殉、杀殉的多达五千余人。而周代姬姓墓葬基本上没有人殉(就这一点我请教过从事商周考古的专家,他们认为周代人殉多发生非姬姓的诸侯国里,如秦国)。这个重大的变化对殷人出身的孔子有重大影响,他关注生命,反对人殉,连以俑殉葬都持谴责态度。《孟子》中有言“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这种对生命的态度成为周礼和儒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春秋时社会解体,战乱频仍,礼崩乐坏。孔子提出要恢复社会的稳定,首先是“克己复礼”。这个“礼”就是周礼。可是周礼在国家层面无可奈何地消失了,它却在民间以习俗的方式长期存在。周礼本来就源于民间,最后又回到民间,还是得其所哉的。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它没有走进博物馆,在华夏的乡野中一直作为活体而存在,成为人们精神的依托,并担负着组织民间社会的功能。这就是题目所标明的“礼失求诸野”。可是当今它在民间也已消失殆尽,今后再到哪里“求”礼?会不会“礼失求诸夷”呢! i6 N, A/ X5 @0 Z7 f7 x. T9 P4 C5 C( }7 H* y

此书是山西两位有成就的作家张石山、鲁顺民就本乡传统礼俗流行与消失所作的对话录。他们都来自山西农村,张是晋东南的盂县人,属于太行山区,春秋时是狄族领地,曾建国仇犹。张家世代生活在盂县红崖底山村;鲁的家乡是晋西北的河曲,他出生的村子,紧靠县城,名叫护城楼,一面紧挨着城墙,一面靠拢古长城的一座关楼,黄河从村旁流过。 本文来自半壁江图书频道

两位一在晋东南,一在晋西北,一家居山,一家临河,可以代表整个山西村社。从地域上来看,盂县虽然地处山区,较为封闭,但自从商周以来就临近华夏文化中心,这里保留的传统自然会更多一些;而河曲则受到长城外少数民族(东汉末至唐末山西太原以北为少数民族杂居)和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包括商人与失去土地的流民)的影响,传统礼俗不免有所变异。我们从两位的交谈中时时可见,同一礼俗在两地还是有差别的。作者生在村社,长于村社,又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其题材也以农村生活为主,还从事过农村调查,他们对山西乡野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书中很重视对礼俗细节的叙述和描写,非常生动,常常使得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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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分十二部分,完整地介绍了曾活跃在山西乡村的传统礼俗,包括:敬天法祖,生生不已,新冬旧年,买房置地,娶妇迎亲,远亲近邻,寿终正寝,三年之丧,尊师重教,结社集会,乡规民约,文化渊薮。作者谈到他们熟悉的乡间的良风美俗及其整合人心、组织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往往带着感情,赞美其设计的精巧与合乎世道人心,对传统礼俗的流失和因此导致民间社会失范感到痛心疾首。“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溢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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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本书激起我兴趣的就是为什么以周礼为基础的传统礼俗能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考验、长盛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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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为坚实的依托点。传统礼俗有两个依托点:一是以自给自足小生产为主的农业文明,一是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两点历经三千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特别在乡间),因此乡间的传统礼俗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也是很自然的。 i6 N, A/ X5 @0 Z7 f7 x. }7 H*

家庭、宗族是人类初始阶段最自然的一种组织形式,古代的中国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到了周代,统治者把权力传承固定化、制度化,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就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周礼正是由此延伸出来的。其核心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尊尊、亲亲、贤贤”,他认为这是“治天下之通义”。其中“尊尊、亲亲二义”最重要,因为它关系着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更是建立宗族秩序也就是国家秩序的根本。周代采取的是分权式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到士,一级一级地分配权力与土地。至于没有权力的普通民众不管是居住在城市的“国人”还是居住在乡野的“野人”,不管是臣属于天子或诸侯的“公民”,还是臣属于卿大夫的“私人”,都是聚族而居的,其秩序也是遵循“尊尊,亲亲”原则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分封,立郡县,打破了“国人”“野人”“公民”“私人”之分,一概成为编户齐民。这只是改变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但基层民众聚族而居的形式并没有多大变化。尽管顾炎武感慨自战国开始,列国依次称王,导致“文、武之道尽矣”。然而聚族而居的传统使得宗族与家族内的“尊尊、亲亲”意识却神奇地流传了下来,正像书中反复说到的“文武之道,未坠于地”,也就是周礼的基本精神,“未坠于地”。 4 y3 _, q3 z0 l* C) T' f7 T; e5 \8 q

书中谈到的山西传统村落的建设,正是传统礼俗的物质性存在。我对此也印象深刻。20世纪60年代我初次回山西老家,每进一个村子令我惊叹的就是房屋建筑,几乎都是砖瓦结构,与其他地方的乡村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美轮美奂。一般中农房子的院墙,也盖得小城墙似的。这些建筑虽然都是各自盖的,但又不是私搭乱建,给人一种秩序感,正像书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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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内陆相对干旱和封闭,村落古建保存相对完好。……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山西众多的古村落无一例外给人一种自成格局的秩序感。村落整体规划,单体院落排列,公共设施布置,给水的水井,排水的龙道,公共通道的街巷,无论是山间一姓村落,还是动辄千户的大镇,那种严整的规划性与秩序感往往让人瞠目结舌。任是朱门豪宅,还是寒门小户,都自觉地维护着这种秩序,谁都不会多占谁一寸,多抢谁一分。尤其是公共设施,比方庙宇、戏场、龙道、街巷,更不会有人打主意。不必往深里推究,维护这种秩序的,当然是宗族、行帮、商会的力量,其实更主要的怕还是房屋与村落的归属权问题。每一个村落就像一个会思考的大脑,公共设施与私家宅院之间的关系被处理得恰到好处。 banbijiang.com

这是农耕文明从自身生长出来的秩序,一个村落构成了一个自成格局的乡村社会。从礼仪规矩到建筑布局,从心理层面到社交规范,体现出的或共同维护的是社会结构的和谐。因此,它给人一种整体秩序感。正是这整体的秩序支持了传统礼俗千年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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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在于传统礼俗人性化、文明化使之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礼俗的核心是“孝”,孝的观念产生于殷商,甲骨文就有了“孝”字,这与殷人对于鬼神的敬畏有关,逝去的先人已经成神,能够福祸后人,后人自然不敢怠慢,因此殷人的“孝”更多地体现在善事鬼神上。周人与殷人不同,它是个农业民族,农业生产更依仗老人的经验,因此“敬老”就成为周民族的传统。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为政风格是“笃仁,敬老,慈少”,而且以“西伯善养老”闻名天下,连争着不做国君的孤竹国二老伯夷、叔齐都跑到西伯(周文王)那里养老。在养老、敬老的基础上,孝便成为周礼的重要部分,这在《尚书》《诗经》皆有反映。 ]3 `. u7 p* T. |' |/ f. y, S8 D

“孝慈”常常并称,其实慈是动物本能,是由物种的延续本能决定的;而孝则是文明发展的产物。人们常常爱用“乌鸦反哺”“羊羔跪乳”来宣讲动物尚知养育之恩,来比喻人类应该孝。经动物学家证明,“乌鸦反哺”是个“美丽的误会”,根本没这么一回事,动物长大了,基本都是“翅膀硬了就会远走高飞”;“羊羔跪乳”,只是小羊吃奶的必需的姿势,所谓“跪”表示感恩也只是人类的观念。只要不是群居的动物,幼兽、雏鸟长大之后,有了生存能力大多会脱离父母而去。人类在食物不足的原始时代也有过“弃老阶段”。养老、敬老最后发展为孝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的。后来孝在华夏民族中得到普及更有赖于儒家推广与弘扬。 banbijiang.com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把“孝”这种人类的文明情感发展为建立秩序、组织社会和凝聚社会最重要的手段,甚至是解释世界的工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属于私德领域的“孝”意识形态化了。孔子就把孝看作“为仁之本”,其弟子有子有若发展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直接表明孝是培养良民的。孟子把属于私德领域的“孝悌”(家庭伦常)与已经进入公德范畴的“忠信”(社会伦理)结合在一起,表明“孝”关系着天下的安定,而且从孝能够推衍出对人类的大爱。这不是与墨子的“兼爱”等同了吗?否,孟子曾攻击杨朱、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为什么“兼爱”就是“无父”呢?因为兼爱不是从“孝”推衍出来的,而且墨子把“不慈不孝”同等看待,自然是“无父”。战国期间出现的《孝经》更进一步指出“孝”是大自然昭示给人类的最佳秩序的核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孝如日月昭天,江河行地,人类在它面前只有顶礼膜拜,所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上位者有了孝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孝治天下”。孝通过伦理、哲学和政治等手段被放大了,两三千年来成为国家倡导的最高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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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礼俗也是以孝为核心的,这既有统治者的影响,更由于孝在统治者所推行的各种德行之中是最为人性化的,它也是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因此,民众也是认同“百善孝为先”的。这本书中就有许多章节如“敬天法祖”“生生不已”“娶妇迎亲”“寿终正寝”“三年之丧”等都是以孝为中心立论的,并把由孝亲而延伸出的祭祀视作国人类乎宗教的情怀。它使得人们追求事业有成,不仅能够实现自我,泽及后代,而且能够光宗耀祖。中国传统礼俗,有点接近欧美研究常常谈到的习惯法,它与乡村宗族组织结合起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但它与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利益与情感密切相关,少了些强制,多了点文明。因之在它消失了数十年后,仍然引人怀念。 本文来自半壁江图书频道

第三个原因在于礼俗意识的主导者儒家能够不断调整对礼俗的设计,使之更符合社会实际与人群需要。两宋以后的传统礼俗中虽然包括了村社中流行了千百年的习俗,但其中也有大量的条目是后世儒者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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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自西周以来,我们社会组织形式是宗法社会,这是指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形式没变,但在具体组织方式上两千年来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以先秦为一段,两汉到隋唐为一段,自两宋到建国前为最后一段,《礼失求诸野》中讲的是这最后一段。 本文来自半壁江图书频道

宋初经过近百年战乱,隋唐以来的贵族大姓基本上扫荡殆尽,宗法解体,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很大的破坏。当社会稳定了,一些儒者就考虑如何重建宗法问题。张载在《经学理窟·宗法》中说: i6 N, A/ X5 @0 Z7 f7 x. T9 P4 C5 C( }7 H* y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半壁江中文网

张载感叹经过战乱宗族凋落,使人们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这样即使是亲骨肉由于不相知,弄得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因此他倡导要建立“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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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宗法”就是“宗子法”,这是以男性血缘关系为纽带,将一个祖先的子孙团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在家族内部设立“宗子”,管理家族事务,统率族人,监督族众,使一个家族中的各家做到有无相通,患难相恤。这里所谓的“宗子”就是后世所称的“族长”。宗法家族还要立宗庙,用以祭祀祖先,供奉祖宗神主牌位,这也就是近代家族制度中的祠堂,以加强家族的凝聚力。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看到了建立宗法在社会稳定和增强凝聚力的作用,于是便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推广到所有家庭中去。他对宗法家族制度作了理论论述,并精心设计和规定了其具体的内容。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家礼》中,不过《朱子家礼》稍嫌繁琐,明代香山(现广东中山)黄佐编纂了一部更切合村社使用的《泰泉乡礼》。这部书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说“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于古者。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当然黄佐是士大夫、是官员,他是从官方指导上立论,而《礼失求诸野》是从民间角度谈几十年前尚存民间的礼俗,但两者许多地方暗合,没想到这位五百年前僻居在中国南端的老广的著作居然对北方乡间还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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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礼俗就是习惯法,但严格来说,它还是更近于“俗”,既然是“俗”就具有模糊性。宋代儒者发明了“乡约法”,把一些礼俗条法化简化为若干条,以促成百姓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这种制度创始于北宋大族蓝田吕氏(大临、大防兄弟)。约、规包含四大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患难相恤则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具体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乡约中人据事情缓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约,给予救助。乡约超越了宗族界限,地方主体家族为主,兼及住在同一地域的他姓。后经历代儒者与统治者提倡,乡规民约普及到全国,在村社自治中起了很大作用。《礼失求诸野》中也说: i6 N, A/ X5 @0 Z7 f7 x. }7 H*

有人曾经统计过《大清律》里的法律条文,这一部国家大法,几乎是《大明律》的翻版,少有改动。里面关于乡村日常生活发生的纠纷,几乎没有什么规定。政不下县的郡县管理体制,法律同样也是在县衙止步,它给村规民约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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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可能有法的意义在里头,但绝不等同于法;约,则是乡村社会成员共同达成的一种默契。这些根本毋须白纸黑字写出来,乡间生民照样遵循遵守;即或有个别违规违约,乡间社会对其处置的方式也完全不同。 banbijiang.com

传统的乡村自治弱化,村规民约原本地位的萎缩,这与权力下行、政权一竿子插到底,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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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野礼俗对于当地文明风气的形成有很好的作用。赵俪生先生的夫人高昭一在她的回忆录谈到抗战初期,她参加抗日动员宣传团,从河北来到山西,她对山西民风感触颇深:“民情淳朴诚实,对人热情、不虚假、肯于帮助人。全省没有乞丐。一个过往的人假如没有川资了,在别的省份寸步难行,可在山西就不一样。不管你走到谁家,只要肚子饿了,他们会像亲人一样招待你吃饭,临行时再给些干粮,使人感到有古风,人情厚道。”(《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本文来自半壁江图书频道

张石山谈及他小时候见到的乡村学校老师文明作风与乡民互动的情景,也很感人: banbijiang.com

自我记事,红崖底小学的老师开学放假,村里都要备驴迎送。梁贵明老师的家乡在我县北端滹沱河边上的梁家寨,有七八十里远。两个假期,四趟往来接送,必不可少。老师离村时分,村干部和长老头面,都要礼送到村外;村人老少,则伫立在村口目送,直到驴子走远拐过山嘴看不见人影为止。老师则是礼貌拜辞,不肯岸然上驴,只有走出人们视线,才会乘骑。 ]3 `. u7 p* T. |' |/ f. y, S8 D

村人的敬重,那样的氛围,又反转来塑造着老师的形象、约束了老师的言行。他们的行为举动、出言口语、抬手动脚,无不极力斯文起来。便是服装发型,极尽严整庄重。老师偶或在村街上走过,见了老者必是礼貌招呼;路过女人堆儿,目不斜视,端然走过。老人们夸赞连连,女人们窃窃私语:看看人家先生,啧啧,人家那么走;啧啧,看看人家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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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斯文,何为君子,村人与老师本人,就共同塑造出了一个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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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农村前后生活过十来年,大多是“文革”期间,曾听一位20世纪30年代县初师毕业(高小毕业再读一年师范)的老校长,说起他初做教师的情景。他说:“我当时才15岁。在一个村子里当小学教师。学校就我一个人,村民对我很尊敬,在街上碰到,老远就喊‘先生’。农村无论大事小情,我必须到场,村长和村民也尊重我的意见。我的工资由县里发,一个月13块现大洋,当时1块6毛钱一袋白面(44市斤),我一个月吃不了。用4毛钱买些盐、肥皂等日用品。青菜肉蛋都是老乡送,一个月我花不了3块钱。每月攒下10块钱,买了几亩地,本是贫农,土改时划成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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