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伍修权。这张大字报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使他成了“跳出来的敌人”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容光焕发，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俯视自己的“孩子们”。城楼下，是红卫兵的海洋，成千上万的革命小将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山呼“万岁”。这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开始以后，一些红卫兵向毛主席和林彪以及陈伯达、康生等“文化大革命”的头面人物一一献上了红袖标，热闹气氛令人惊叹。
　　
　　此时，检阅者中间休息，有两个人正被冷落在一旁，他们在交谈。这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另一个就是伍修权。
　　
　　刘少奇：“我把北大聂元梓的报告反复地看了多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伍修权：“我还没有认真地看，我回去再找来好好读它几遍，看看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们并非在有预谋地商量什么，当时，伍修权看到刘少奇被冷落在一旁。便过去与他聊聊。伍修权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也许正是这种美好的品格在并不美好的年代里给他带来了不幸。
　　
　　“文化大革命”之初，伍修权一直忙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并未过分注意运动的发展。他以为“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文化界的事，与自己工作的关系并不是很大。而且，他多年来从事国际上“反修”斗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被认为犯了“错误”，从主要领导岗位上被拉下来，而林彪、康生等人却成为风云人物的现实，使伍修权很不理解。毛主席一张《炮打司令部》，使伍修权意识到：这场运动非同寻常。
　　
　　但是，他仍然没有想到，厄运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是祸躲不过”，这句谚语是中国人发明的，自然有其道理，尤其在中国，如果你被卷入一场斗争中，就别想安安稳稳地生活。“文化大革命”的触角是无所不至的，既然最高领导人下定决心，就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够抵制得了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令人始料未及。
　　
　　中联部并没有神灵的庇护，它也会不例外地成为“革命”的目标。此时，康生已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力从部里调到了“中央文革小组”，中联部内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领导运动的权力机构。王力和康生等人的插手，使中联部受到了“优惠”，一场严峻的斗争在部里渐渐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