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一伙的黑手纷纷伸向武汉，目的只有一个——搞乱武汉，乱中夺权。陈再道所在的武汉终于爆发两派群众的大规模武斗
　　
　　1967年2月，武汉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据了设在汉口的《长江日报》社红旗大楼。8日，造反派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提出“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一系列充满极“左”思想的口号。9日，他们又发表社论，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长江日报》社，给人造成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此后，造反派组织乱冲乱杀，整个武汉陷入混乱之中。2月21日，造反派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引起武汉军民强烈不满。武汉军区遂于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发生械斗，绝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某些军内造反派在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陈再道和钟汉华均在北京，军区经过慎重修改并报全军“文革小组”后发表这个声明。
　　
　　回到武汉的陈再道积极贯彻会议精神，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少数骨干分子扣押。3月21日，军区又发表《通知》，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所属组织。武汉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武汉的稳定使林彪、江青一伙乱中夺权的计划难以实施。于是，林彪、江青联合起来大造舆论。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造反派和北航“红旗”赴武汉人员提供的材料写成《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4月6日，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炮制“军委十条命令”，同“军委八条命令”相对抗。武汉地区的稳定局面出现反复，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宣战”，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陈再道这个“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人物）。4月16日，江青在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谈到：“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陈再道和钟汉华决定向中央汇报一下武汉的情况，以消除某些人的误解。4月19日，汇报在钓鱼台举行，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了这次汇报会。江青问武汉是否有5万人绝食，陈再道给她否定答复。江青当面表示自己听信一面之词，有的话讲得不好。接着，江青意味深长地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最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留在武汉，散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复杂。”经周恩来提议，江青答应由戚本禹在21日接见武汉造反派。汇报会似乎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结束了。
　　
　　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送来一份《文革快报》，上面刊载了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中央文革小组”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江青在“情况反映”上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突然的变卦使陈再道和钟汉华摸不着头脑。事后查明，钟汉华19日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并作了“绝对不能再往下传”的规定。记者是从一位列席常委会负责“支左”工作的人吹的风中获悉，认为是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陈再道怎么解释也不会有用。很快，有人取走了19日会议记录，21日的接见被取消，两人被“驱逐”出北京，甚至连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都被禁止。
　　
　　武汉正处于两派群众的对立中，街头贴满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标语口号，造反派不仅挑起事端，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钟汉华。与此同时，与造反派组织对立的群众组织主张保武汉军区，保陈再道，5月16日，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于是，“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不断升级，军区的“支左”也难以进行。
　　
　　在北京的林彪、江青一伙则遥控指挥，积极活动。林彪多次向吴法宪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吴法宪则多次打电话给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要他们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武汉军区跑。江青派出的北京各院校造反派，在武汉放风“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5月初，戚本禹的秘书在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的一头目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5月16日要发文件点军内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总’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