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谢富治、王力来武汉，名为解决问题，实为挑起更大事端
　　
　　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肯定“支左”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并希望各群众组织能实现大联合。但没有消除两派对立。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道经康生授意拟定的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
　　
　　在武汉军区“支左”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后，武斗已经停止了。赴京汇报的各派群众组织代表也确立了。7月，周恩来打电话给陈再道，说主席要到长江游泳，要武汉做好准备。直到7月14日，陈再道接到武空刘丰电话，说总理已到武汉，要他去武空。原来，周恩来到武汉是为毛泽东打前站的。周恩来的专机是吴法宪安排的，却没有通知陈再道，而只透露给武空的刘丰。这一切，陈再道都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当天晚上，毛泽东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陈再道、钟汉华为保证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也搬到了东湖宾馆乙所。这时，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北航“红旗”的四个造反派也由成都赶到武汉，他们不顾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在刘丰的陪同下去街上看大字报，公开了他们的身份。这无疑给武汉的造反派打了一剂强心针。9月15日，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
　　
　　7月15日和7月16日的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杨成武等人开会，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各地问题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最后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并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工作。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集了武汉军区领导及“支左”负责同志，在百花一号开会，谢富治和王力参加了汇报会。会上，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盛气凌人，攻击武汉军区“支保吃左”，大方向错了。陈再道等人针锋相对。7月18日下午，汇报会结束。周恩来作总结讲话，建议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这恰恰是陈再道等人接受不了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希望通过一定的让步来解决武汉问题，并多次做了陈再道等人的工作，反复说明“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讲主席说过“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7月18日晚，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梅岭一号。当毛泽东了解到陈再道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笑着解释说：“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对于陈再道、钟汉华，毛泽东说：“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打不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同时，要谢富治、王力设立一个接待站，做好来访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当夜，周恩来离开武汉。
　　
　　阳奉阴违的谢富治、王力并未按毛泽东指示去办，自从他们公开身份后，周恩来只好让他们去做群众组织工作。谢富治、王力首先接见“造反派”，并表示亲切慰问和支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谢、王二人则横加指责，并将“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带走。这样的工作使对立派的关系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但谢富治、王力没有达到大乱的目的。18日夜，他们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王力发表讲话：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形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