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发布“一号令”，把陈再道和钟汉华赶到了江西部队农场。一个意外差点将陈再道又一次置于死地
　　
　　陈再道在京西宾馆被揪斗的情况很快引起周恩来的重视。他以“看起来”的名义，将陈再道等人安排到西山橡皮子沟一个工兵部队的营房里。但这并没有逃脱“三军造反派”的揪斗。每当太阳落山，他们就派汽车拉陈再道等人到京西宾馆，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结束。林彪、江青等人还不甘心，他们将陈再道等人押到三总部、空军、海军大院去接受群众的批斗和“示众”。这种大规模的批斗会，无非让挨斗的人低头弯腰听批判者发言，等批判者发完言，则被揪起后衣领“示众”，然后在口号声中被推上汽车。这与小批斗会相比，陈再道等人受到的“待遇”要好一些。
　　
　　陈再道在橡皮子沟营房住了两个月左右，他们又被接回京西宾馆。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指示：第一条，好好休息；第二条，注意安全；第三条，有错误就检讨。尽管有毛泽东的指示，陈再道仍然不断地遭到批斗。不久，他又被送到解放军政治学院。批斗的人不仅有“三军造反派”，还有来京学习的湖北、河南的“造反派”。大约在1968年底，陈再道又被搬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住进了后小楼。当时，人们因为楼上住的是“反革命”分子，故称后小楼为“黑小楼”。陈再道、钟汉华却叫它“红小楼”。渐渐地，红小楼的叫法就传开了。在这里，陈再道的处境比以前好多了。除了应付审问、批斗，他可以看书看报，锻炼身体。
　　
　　1969年，陈再道正在房间里同几个刚进楼的同志聊天，接待室传话说有人找。陈再道不知是谁，匆匆走出小楼。一个熟悉但又遥远的声音使陈再道站住了：“爸爸！”小女儿江平仿佛从天而降一下子跑到他面前。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时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几年不见，女儿长大了。陈再道百感交集，不知该说些什么。“爸，你好吗？苦不苦？”女儿急切地问着，眼里还含着泪。“没出息，哭什么？爸不是好好的吗？”“他们说，你跳楼自杀了……”“别听他们胡说，家里你妈都好吗？”父女俩边走边说进了红小楼。从女儿那里，陈再道了解到自己走后，妻子被揪斗，家里的东西也被造反派抄走了，两个工作的儿子和三个上学的孩子也因父母问题受牵连。陈再道听着女儿的诉说，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涌了出来，他赶紧扭过身去。到1969年7月20日，他夫人张双群被“解放”出来，同钟汉华的妻子白之芳结伴一起来京看老伴。张双群的到来使陈再道一颗悬在肚里的心真正地放下来。这对患难夫妻都仿佛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但他们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这几年所经历的艰辛，他们谁也没有说什么，却理解彼此的心意。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0月18日，黄永胜把“紧急指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全军，又叫“第一个号令”。军委办事组决定将陈再道和钟汉华送江西部队农场。在有关人员的护送下，陈再道分到驻高安县江西军区独立团的农场，到农场后又被化名陈新分配到2营机枪连，部队的战士都知道这个“陈新”就是陈再道，他们亲切地称陈再道为老陈。陈再道刚到连队，大家或许由于他的地位或许由于别的原因，总有一种距离。连里干部让陈再道自由活动，可以不出早操。陈再道就利用这个时间爬山、散步。转眼到了春季，连里开始忙着干农活。干部考虑到陈再道的年龄和身体，插秧那天分配他一个递秧苗的任务。下田插秧是南方最累的农活，陈再道挽起裤腿，接过秧苗，弯下腰干了起来，还开玩笑地说：“这比坐‘喷气式’舒服多啦！”战士见他插得又快又好，都问：“老陈，您插过秧？”“参军前、参军后都干过。”“我说呢，一看就是庄稼能手！”陈再道下田插秧的消息像长上翅膀传遍了连队，战士们觉得新奇，都跑过来看。田头休息的时候，大家围着他坐着，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原先的距离和拘束立刻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