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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第二章

两年后,周恩来就读天津南开中学;天津是重要的对外口岸,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人会接触到大量洋人的城市。在南开中学,周恩来已开始崭露头角。周恩来是个杰出的学生,仪表出众,爱交朋友,为人诚信可靠。在周恩来无力负担去日本深造的学费时,他的友人都表示愿意为他提供路费。周恩来多年来一直保持优雅的作风,他的良好涵养和幽默感,为他赢得了国外政治人物的推崇。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曾说过:“我们全都认为他光明磊落、手腕圆融、与时俱进,是我们可与之理性对话的人。”4此外,周恩来还爱好文艺,才华横溢;在天津南开中学时,周恩来经常反串女性角色,而且扮相俊美。

青年周恩来不仅比同学早一步完成学业,还额外从事多项课外活动,他组织辩论会、演讲以及刊印学生杂志。周恩来的文章时常得奖。从他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终其一生他对实用知识有所偏好。清末国事纷乱,中国知识分子重燃对明朝遗民的兴趣,他们亦不断追索明朝灭亡的原因。而周恩来特别欣赏某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流于空谈,所以大声疾呼,主张追求经世治国的实用之学。一如中国同时代的民族主义者,周恩来亦垂青达尔文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理论,从他们的著作中,周恩来似乎看到了中国振衰起敝、脱胎换骨的希望。5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仍然不见时局好转的迹象。共和政体简直是个大灾难,第一任大总统竟图谋称帝。随着总统于1916年去世,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军事强人们拥兵自重,盘踞四方,相互竞逐。当时的中国支离破碎,全神贯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强权的周旋,为维护中国主权的完整而无暇他顾。日本便借机趁火打劫,此举引来其他列强的公开反弹,因而施压迫使日本收手,然而日本的收敛也不过是暂时作态而已。周恩来承袭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赋诗一首,反对张勋复辟,抒发对时局的担忧和沉痛之情: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6

尽管日本狼子野心,但周恩来和许多同时代的中国青年一样,于1917年决定负笈东瀛,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便开始走上富国强民之路,周恩来想利用在日本学得的经验,来拯救积贫积弱的祖国。当周恩来抵达日本,他发觉自己处在被禁锢的华人社群之中,不但受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日本人瞧不起,而且痛苦地意识到祖国迫切需要他们归国效力。周恩来渐渐把时间和精力奉献给流亡日本之激进分子的政治活动上,同时,也首次接触到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高举科学的旗帜,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美好世界的许诺,让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趋之若鹜。那个时候,他们大力批判阻碍中国前进甚至弱化中国国力的传统价值观和制度,思想是既现代又具革命性的。某晚在东京的一次朋友聚会中,周恩来告诉他的友人,学生、工人和农民必须团结一致。“你必须将他们全都团结起来,才能成就革命。没有革命,中国就没有未来!” 7马克思主义预言未来的世界将不存在私有财产权,不再有阶级、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样的预言对浸淫在儒家和谐有序、重农轻商价值观中的中国人而言,颇具吸引力。再者,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也为中国提供了一套正面教材。同样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是,俄国新政权提议归还上个世纪自中国攫取的领土。事后证明俄国只是惺惺作态,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并无从得知。

周恩来回到祖国时,中国人正因为西方列强的背信忘义而群情愤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属战胜的协约国阵营的一分子;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满怀期待列强会信守他们的承诺,协助中国自治并恢复中国领土的完整。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德国在中国强占的领土授与他们的盟友日本,尽管中国亦属战胜的协约国阵营,而且西方国家也再三宣称自己是为民主和正义而战。西方列强的决定不过是基于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弱,而日本强。这项决议造成北京的排外和反日示威大游行,时为1919年5月4日,这股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随后蔓延至全中国。

1911年肇建的共和政体垮台、国家陷入军阀割据,加上日本虎视眈眈,意图染指中国,这双重刺激在中国掀起了艺术和政治上的波澜,造就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作家与学者超越对掌权人的批判,而将苗头直指他们以为陷中国于眼前悲惨窘境的整体传统旧秩序。因循守旧和盲从权威,使中国人被困在迂腐无用的思想或行动里。诚如激进分子主张的那样,对中国而言,追随“德先生”和“赛先生”(套用当时的语词,即“民主”与“科学”)迈向现代化的时机已然成熟。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弃,让许多中国人更加相信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希望之所系,中国并不适合走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式的民主政体之路。此外,他们也期待国内的根本变革,能让中国在国际上更为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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