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会上，红卫兵把罗瑞卿放在大箩筐里抬了出来。因怕他再站立起来，一个多月做两次残忍的大手术
　　
　　罗瑞卿开始了他被囚禁的生活，但他这时就是想过着“囚徒式”宁静的生活也不可能了。此时，狂热的红卫兵也踏上了政治舞台，社会上的批斗风像着了魔似的狂吹乱卷。周恩来总理预感到罗瑞卿可能要受到冲击，指示：“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又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妥加保护。吴法宪密报叶群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你反对罗瑞卿，你又包藏罗瑞卿，你怎么交代？”吴法宪于是寻找种种借口，一会儿说空军医院没有合适房子，一会儿说医院靠近公路不安全，欺骗总理，拖延时间。康生和谢富治也四处煽风点火，公开宣称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还是“假党员”。
　　
　　1966年12月24日，在林彪“靠红卫兵而诛之”的阴险毒辣指示下，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学生的首都红卫兵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会前，林彪亲自作了具体指示：“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执行红卫兵的指挥……叶群同志提到上次斗争大会无严慰冰，群众意见很大，这次加上郝治平更好。”在林彪一伙的暗中指示和帮助下，罗瑞卿被红卫兵捆绑到会，一同批斗的还有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和萧向荣、梁必业等军队领导人。而叶群则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捂着大口罩，挤在第19看台的红卫兵中，为林彪计谋得逞而奸笑着。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主办发起“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并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3.6万人参加了大会。
　　
　　1月4日上午9时起，与会者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和朗诵着语录进场。大会还教唱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分别挂着写着名字、并在名字上画×的一米见方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罗瑞卿因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出来，并有幸坐在凳子上。罗瑞卿拖着残腿，被两个红卫兵扭曲肩臂，面向四周。大会发言一个接一个，口号声此起彼伏。每一个发言结束，被批斗的人便被押着绕场一周。罗瑞卿拖着伤腿，面色灰白，痛苦不堪。不但是腿上的伤在折磨着他，人们误解他的口号声也刺激着他的神经。但他的目光是坚定的，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有人故意要借狂热的红卫兵的手除掉他，他不再想死了。他知道，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和他们斗争。他深信中国的那句古话：“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已经很流行了，罗瑞卿不断地被批斗。他的腿伤未愈，却一面接受所谓的治疗，一面接受群众的“审查”。在做第二次跟骨病灶清除手术时，根据常规，手术后七天拆线，但“为了斗争需要”，六天便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斗。当时的罗瑞卿处于一种身体不能好好休息，腿伤不能很好愈合，精神折磨难以忍受的状况。
　　
　　不久，在林彪一伙的策划下，把罗瑞卿作为彭德怀的“伴郎”一起抛了出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活动中，罗瑞卿被称为军内“第二号走资派”一再被报刊点名，并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等罪名。8月16日，在报刊上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进行的宣传中，罗瑞卿又被称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军内的代理人”，被一再点名。8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卿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8月28日，《人民日报》又登载了“北京部队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暴露》的文章。从此，罗瑞卿一天24小时，几乎处于“车轮战”和“精神战”的烟幕里。他身体日渐虚弱，腿伤也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