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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 动荡:德语文学巨擘晚年惊世回忆录 > 第 2 章 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
第2节 第二章

再没有人回到他的话题上,他自己也不再继续下去。这位见多识广的人更喜欢与汉斯·维尔纳·里希特谈论德国,甚至愿意花时间与我这个在俄罗斯完全没有名气的人交谈。

但是,会议终究还是会议。因此我们,克斯特亚和我,只要有可能就逃离会场。当然时间很有限。我们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1904年到1905年,这艘军舰参加了日俄战争。红色的旗帜疲惫地挂在桅杆上。我觉得军舰很小,而且已经生锈了。然后我们又去参观冬宫,那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起义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政变。我们还去看了海军部的金尖塔。当然我们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性。

应该是在⋯⋯,也许是第二天吧,有一个大型招待会,我记得自己是坐在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旁边,他穿着气派的红色舰队海军上将的制服,戴着一只大戒指,戒指上有白色的浮雕。当我问他这个浮雕的意义时,他大声笑着说,这是他崇拜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头像。交谈间,宴会在许多贺词中开始了。伏特加酒没有被倒满到杯口上是绝对不可能的。萨特坐在贵宾位置上,他似乎不能应付这种酒。席间,他不得不放弃品尝还将被源源不断送上来的菜,一位谨慎的保镖把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后来听说急诊医生都被找来了,但对这些人们在过道上说的悄悄话我们也不必相信。

最后一天的晚上比较轻松。我记得是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安排的,他比我小三岁,相当清楚在列宁格勒的夜晚可以去哪里玩。他带我们去的地方是由废弃的厂房改建而成的小剧场。那里有一支小乐队,他们不仅演奏摇滚乐,还懂得西方最新的时尚。他们骄傲地展示他们的皮夹克和或真或假的蓝色牛仔裤。那些年纪大的人很安静,显然已经喝得很醉,而年轻人则跳着扭摆舞直到凌晨。后来我才明白,那些青年是如何掌握最新消息的:自由电台或BBC对苏联的广播,他们从那里听到猫王和披头士的歌。他们很了解怎样避开苏联的干扰电波而接收到短波。

第二天晚上,我们乘坐红箭火车去莫斯科。这种有卧铺的火车有这样的名气要感谢那些没有自己的家的情人们,因为他们在狭窄的居室中找不到幸福,而火车车轮的间距很大,有两张床的小包厢显得很舒适和温馨,还可以不受干扰地接待客人,甚至出售车票时都不需要考察购买者的家庭状况,因此并没有人抱怨旅程长达十个小时。

同样,在莫斯科,没有领队的“代表团”也立即受到了接待。我们被安排在位于红场边上、克里姆林宫对面的莫斯科酒店。酒店是一个盒子形状的高楼,客人进入一个虽然巨大,但灯光昏暗的大厅,大厅内还闲散地摆放着几张躺椅。大厅的墙角还装着扩音喇叭,里面日夜播放着严肃的合唱。沉重轰鸣而且满员的电梯将酒店的客人送到九楼,那里有一位胖胖的女管理员做着记录,以免人走错房间。

我们的节目中还有一个在工会礼堂举办的“国际诗歌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的语言如此丰富,而观众却很少能理解。有趣的要数伊利亚·爱伦堡的一个私人邀请。坐落在高尔基街上的他的公寓很宽敞,我感觉好像是到了住在公园大道或是凡尔纳街道的人家的家中。墙壁是用经典的现代艺术品装饰的:这儿一幅马蒂斯,那儿一幅布拉克或一幅弗拉芒克。送上香槟酒的是戴着白色帽子、穿着黑衬衣和系着绣花边围裙的女服务员。主人很成功地做到了以假乱真,试图回到已经成为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时期。我用法语询问他那些惊心动魄的巴黎时光。那时,他与毕加索、莫迪里阿尼和阿波利奈尔在蒙帕纳斯地区,与迭戈·里维拉在圆亭咖啡馆吃饭。我还问起他在西班牙内战时的历险记。他是一位经历了许多磨难的人,经常跌倒。我必须说,我很喜欢他,是比喜欢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更多的喜欢。西蒙诺夫也在客人之中。他看上去像是驾着私人飞机在西伯利亚狩猎场飞行的人。相比之下,爱伦堡显得更机智,因为他有一些有趣的动机和想法,并且追求相当明确的政治目标。

因为已经有一艘船在莫斯科河等着我们,所以除了这个酒店、克里姆林宫前的列宁墓,或“成就展”,代表团并没有机会在莫斯科多参观一些地方。这艘船将送我们到奥卡河的河口,行程几乎需要一天。要走到码头上船,我们必须经过一个雄伟的、有好几层的大楼,这是一栋类似于船舶站的建筑,建筑上还有一颗闪亮的红星。天气很热。由于我没有地图,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将去哪里。显然,首都是与远方的大海相通的,因为不仅有游船在码头停靠,还有货轮,它们将货物运送到波罗的海或里海。我们的船行驶在错综复杂的莫斯科河以及伏尔加河的运河系统,经过了一个大型水坝和装饰着巨大柱子的水闸,水闸像有魔手操纵似的会自动打开。餐桌上不仅有格鲁吉亚的葡萄酒,还有伏特加不停地流着。我很惊奇,不知汉斯·维尔纳在餐桌上是怎样跟上俄国诗人的节奏的。

这期间一个可以说是当天轰动性的新闻被迅速传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表示,要给正好在这儿的作家们讲话,甚至有可能在他的家里。大家立刻开始猜想,谁将参加这个派对。

如同往常一样,我还是不能喝很多酒,我的俄语也不好,怎么想我也没有可能参加这被揣测的活动。当一位四十来岁的人用英文与我讲话时,我正站在船的栏杆边。他似乎对作为一个局外人、新人的我,是怎样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的很感兴趣。我提到了著名的《解冻》,并说,多年来计划的进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领导本来计划将这个国家从僵化中解救出来,打破固有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蠕动,个别方面的推动,从一个不易消化的咀嚼到另一个。因此,无人知晓结局将会怎样。这也使得人们处在希望和恐惧的迅速转换中,这不仅发生在知识分子中,而且也许所有人都是这样。他听着,很得意的样子,还说这个观点很不错。

后来,可靠忠实的克斯特亚告诉我,与我对话的人是阿列克谢·阿德休拜。像我这样一无所知的人,并没有觉得这个名字有什么与众不同。当我听说此人是赫鲁晓夫的女婿,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的总编,而我曾与他毫无隐讳地交谈时,我吓了一大跳。

在日程安排上还写着,我们将坐大巴士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参观:位于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托尔斯泰的故居,它在莫斯科以南200公里的地方,按俄罗斯的标准,这已经算是很近了。那里的一切看上去就好像主人刚刚离去:拖鞋还摆放着,写字桌上的墨水瓶还满满的。我还看见一份1910年的报纸和几封信放在那里,估计收件人没有读过它们。人们行走在这个被精心修复的博物馆,仿佛是一次时光旅行。策划如此完美,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然这是一个动人的仿造。

8月13日终于来到。我和那些被邀请的作家们一早来到机场,准备乘坐专机去索契。谁在这份秘密的名单上,现在终于明朗了。斗牛士肖洛霍夫、托弗多斯基、费定、萨特、波伏娃和翁加雷蒂,还有不可缺的煽动者维戈雷利。苏联国内虽然也有几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家,但有名望的作家并不在这份名单中。而更多的是来自俄罗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地的许多协会的主席和干部。谁不在,为什么?爱伦堡和叶甫图申科去哪里了?当我再见到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德休拜时,我大吃一惊,我与他在船上的交谈太不小心了。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呢?为什么他失踪了?我担心他会认为是我从中做了手脚。但我其实真的很想躲在他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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