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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 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们 > 第 3 章 毛泽东请回来的总参谋长——邓小平
第2节 第二章

  邓小平夫妇开始了历时10天的赣南中央苏区之行。这次他故地重游,感慨万千。瑞金县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对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
  
  1971年秋天,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直至机毁人亡。林彪的垮台,为逆境中的邓小平带来了转机。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带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追忆往事,毛泽东一一说了陈毅、刘伯承等开国元勋的战功,同时,也提到了邓小平,称赞他的才能。在场的周恩来当即嘱咐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此后,邓小平先后两次致信党中央、毛泽东,揭发批判林彪集团,同时又提出到江西省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获准后,他和卓琳一起于1972年11月中旬,先后走访了吉安、永新、宁冈、井冈山、泰和等县市。在这片热土上,人们到处传递着邓小平在革命老区的消息,猜测着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时间。
  
  1972年12月5日,邓小平夫妇又开始了历时10天的赣南中央苏区之行。赣南是邓小平在战争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这次他故地重游,感慨万千。8日早晨,邓小平在当地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原苏区中共会昌县委旧址。8日下午,邓小平又来到当年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县。瑞金县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对这位还戴着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他感动,使他追忆起那艰苦又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
  
  1931年7月,邓小平离开上海,经广东、福建,于8月到达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瑞金就任的10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有一次,他和几个人在一起吃红薯,有的人要剥皮吃,邓小平不同意,他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凭着干练、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使瑞金县的各项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他又出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因为会、寻、安三县为新区,这样,邓小平就又担负起在新区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正当邓小平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大显身手之时,一场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风潮,铺天盖地地向他压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邓、毛、谢、古”事件。
  
  1933年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一封指示信,指责三个县的党、团组织犯了“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错误。身为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心里沉甸甸的,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自从年初“左”倾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正确主张,并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临时中央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排挤和打击抵制“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就是因此被视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撤职处分等各种打击,这种斗争继续扩大,气势不减。
  
  邓小平看着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随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个人的名字,称他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邓小平内心很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是想通过打击邓、毛、谢、古,来进一步打击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
  
  3月底,临时中央负责人亲自主持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还通过了决议。会后,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4月至5月期间,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继续组织对邓、毛、谢、古四个人的斗争。但是,邓小平没有在错误路线面前妥协,他“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第一次“检查”送上去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所以,必须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活动的全部”。
  
  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那些领导人满意。在由这些领导人主持的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
  
  对此,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这时,邓小平担任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被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乐安工作未满10天,又责令他回到省委,据说原因是因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有一次,他被叫到一间屋子里,有人挥舞着拳头,拍打着桌子,大声地对邓小平喊叫:“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是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承认,现令你向党写第四份申明书,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住心中的闷火,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表示:“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用党性来保证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此后,隔几天他都被逼问一次,但对方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
  
  几天以后,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左”倾错误路线屈服,直至最后他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担任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这项工作,邓小平一直做到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其实,在这次遭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之前,邓小平就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1929年底,他作为中央代表赴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起义后的部队遭到挫折,余部辗转到达中央苏区,而他奉命到上海向党中央去汇报工作,并起草了洋洋一万多字的《七军工作报告》。然而,半年时间过去了,当时的党中央竟然根本没有听邓小平的工作汇报。他住在上海,只是每月从交通员那里领取一些生活费。他同中央的关系,也仅是交通员隔段时间来看他一下而已。邓小平并不知道,此时,坚持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已向红七军前委发出了严厉批评的指示信。显然,邓小平已被“打入冷宫”。他向党中央提出请求,要回红七军工作,答复是没有交通联络,他又请求到中央苏区工作,最后总算获准。
  
  毛泽东于1934年夏天在自己经常途经和居住的会昌写过一首著名的词《清平乐•会昌》,其中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词句。毛泽东自己讲,这是在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境郁闷的景况下写的。同样,会昌给邓小平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在此地,他曾因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错误打击。这件事,连毛泽东到晚年都记忆犹新。
  
  但是,邓小平对这些打击都漠然置之,都以伟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予以对待。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到前方需要的地方去,不久他去了红一军团,先后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由一“落”开始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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