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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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宣布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以为如释重负地可以松下一口气了。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帮”，岂能就此罢休。他们怎么能甘心看着那些已经被他们打倒了的老干部重新回来掌权？江青一伙要想除掉这批老干部，首要的，就一定要把为首的周恩来先行除掉。于是，他们借助“批林批孔”掀起运动，其意所向，既不在林，也不在孔，而在批“周公”。
就这样，1974年从一开始就不平静。
1月24、25两日，正值春节假期，江青不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文革”大将迟群、谢静宜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趁机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两次批判大会后，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一些军队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部队煽动“夺权”。与此同时，江青还给国务院一些下属单位写信、送材料，煽动“批判”。江青没有任何政府和军队的职务，她是要借“批判”这个工具，把手伸到政府和军队，制造声势，以便批周恩来，进而夺权。
2月，江青亲自出题，让她的“御用”写作班子，北大、清华的“梁效”（也就是“两校”）撰写《孔丘其人》，露骨放肆地攻击周恩来。
2月16日，江青在与其党羽开会时叫嚣说，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重点要批“现在的儒”。
2月8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上公然攻击军队，说：“解放军总参谋部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后勤部垮得越彻底越好。”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又召集军队一些人开会，江青狂妄地叫嚣，“就要整一整军队”，亲自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夺了全军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江青等人煽动的新一轮运动，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帮派分子到处揪斗老干部，拉山头，打派仗。许多地方“战火”重燃，生产下降，工作瘫痪，经济再次遭到破坏。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文革”动乱势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
2月初，周恩来亲笔致信毛泽东，阐述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运动中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就太狭窄了，不正之风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在这之前，叶剑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问题。
这时，毛泽东看到，江青他们的确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如果继续下去，事态必然扩大，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必须对江青他们加以节制。
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给他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录音带。
江青要求见见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可以看得出，对于江青，毛泽东的心里充满了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忧虑。毛泽东对于江青的感情是复杂的。早年，毛泽东不让江青过问政事。发动“文革”时，他起用了江青。对于江青的顽劣本性，毛泽东知之甚深。但毕竟，江青是他的妻子。纵有千种不满、万般责备，毛泽东对江青，还是保护和有所倚重的。他可以不见江青，可以批评江青，可以节制江青，但是，对于包括江青在内的他的家人，他的心中，总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依恋和信任。这种依恋信任之情，越到晚年，越加浓重。
周恩来在与“四人帮”较量时，他没有忘记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必须抓紧时机，安排好邓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因为自己一旦病倒，就再难回到工作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提出的建议：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其实，这一世人瞩目的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外交部的提议无疑是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但是，江青坚决反对，使得这次会议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明确表态：他在外交部送审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江青看到这个批件非常恼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来提交的报告。
随后，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结果，除江青一人外，其他委员均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对此，江青大闹政治局，把十分严肃的会议搅得很乱。毛泽东在会后得知江青的表现，十分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才使江青收敛了嚣张气焰。
4月6日，周恩来抱病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由于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多数委员也前来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激起了与会会员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与会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代表团团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邓小平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度赴机场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为老战友“接风洗尘”。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终于不胜其劳，心力交瘁，住进离中南海不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接受治疗。这时，江青一伙以为时机又到，不遗余力地重新煽起批“宰相”、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的一股股恶浪。
6月中旬，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连续接见“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在谈话中，竭力宣扬所谓“现代的儒法斗争”。江青提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现在，即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现在也有，不能说没有。”又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不然，不会搞这么大的运动。”之后，江青又跑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的论调，极其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
就在“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大肆进行“批周公”的阴谋活动之际，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病准备赴外地休养的毛泽东，于7月17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当头棒喝江青一伙：“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他还严厉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当着全体到会的政治局委员郑重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最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并实际上已点明，这个帮派的头目即江青。
9月30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建国25周年盛大招待会，受到在场近5?000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所致简短的祝酒词，竟被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好几次。人们对自己总理所表达的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正是对“四人帮”一伙批“周公”、批“大儒”等龌龊行径的有力回击。
国庆节后的第四天，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的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人事安排意见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在疲劳中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
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10月13日，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报告，报道中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进行了批判。寻机发难的江青如获至宝，以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她在材料上写道：“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沉思片刻，又无中生有地写道，“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随后，又以不可一世的口吻讲，“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江青的用意有二：一是首先表态，给“风庆”轮事件定性；二是要试探周恩来、邓小平对这件事如何表态。
对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紧随江青其后表态，异口同声地讲这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和交通部以此事为典型，进行所谓的“路线教育”。与此相反，邓小平看到这份材料后，仅在上面画了个圈，表示已经看过，周恩来在江青派专人送的传阅件上的批示也只有“已阅”两个字。两种态度，泾渭分明。
不难想象，江青对周、邓的“无动于衷”是怎样恼怒了。在10月17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借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首先在发言中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随后，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质问：“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你要表明态度！”
面对江青的骄横无理，邓小平忍了又忍。以往遇到这类情形时，他都沉默不语。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惧怕她，而主要是从维护团结等诸种因素考虑的。这一次，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邓小平双目逼视着对方，面容冷峻，一字一句地说道：“对这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江青对邓小平的义正词严颇感意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没有谁敢以这种口吻对她讲话。于是，她大施淫威，用泼妇式的语言谩骂起邓小平来。
邓小平忍无可忍，站起身来，愤然退场。这时，旁边静观事态的张春桥阴沉着面孔，目送着邓小平离去的背影狠狠地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其他委员们相视无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江青一伙并未罢休，经过连夜密谋，决定派王洪文第二天乘飞机到长沙，向住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期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未料到，毛泽东听到王洪文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他：“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紧接着，江青又找来能够接近毛泽东的外交部干部，让她们去长沙时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的“崇洋媚外”，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与此同时，在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已洞悉了江青等人的阴谋。他向来人讲：“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又听到江青等人小题大做、胡作非为的情况汇报，感到十分恼火，他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件小事，先念同志已在解决，江青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人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最后，又提出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其实，早在1973年底时，毛泽东就想把总参谋长这一要职交给邓小平。当时，在他的书房里召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他把邓小平拉到自己的面前，宣布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又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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