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整顿军队工作被迫中断。但是，这次整顿思想已深深扎根在广大指战员的心田之中，使人们在危难之中，坚定了必胜的信念，迷途之中看清了方向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冲破“四人帮”重重阻力和干扰终于在6月24日至7月16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与1967年4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已相隔8年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仅从这一点就说明“文化大革命”内乱对军队建设的破坏是多么严重。
　　
　　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常委、各总部领导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政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各一位领导同志，共计76人。会议遵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针对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集中讨论了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两项议题，并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外交部长乔冠华在会上作了国际形势报告，参观了武器装备展览。会议分为4个小组讨论。到会人员心情舒畅，很少顾虑，会议气氛很好。邓小平、叶剑英有时深入各小组听取意见，有时逐个找人谈话，打招呼，宣传整顿军队的必要性。7月14日、15日，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整顿军队的主张，提出整顿军队的任务。会上，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做了重要发言，一致赞成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与会者热烈响应邓、叶两位副主席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军队总的来说是好的。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建国以后到现在，军队始终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讲抗美援朝这些大仗，珍宝岛、西沙群岛和中印边界反击战虽然仗不大，但不管派一个连也好，一个班、一个团也好，都能完成任务。这说明，我们军队的传统是好的，是英勇善战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所谓“肿”，就是军队规模过大，部队严重超编，超编干部多。邓小平指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使有限的军费不能更多地投入武器装备的改善，影响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提高。所谓“散”，就是资产阶级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政治纪律也差。军队“支左”，卷入派性，又把派性带回部队。至今许多人没有摆脱派性。少数人喜欢垒山头，搞小圈子，任人唯亲，喜欢那些吹捧自己听自己话的人。一些个人和单位，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不服从上级，对抗命令，不考虑整体利益，只考虑一派利益、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从调动，喜欢大城市。有的还拒不落实政策，不遵守政治纪律。领导班子也有“懒”、“散”、“软”的问题。所谓“骄”，就是投入“支左”后，大权在握，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是骄横。不讲团结，不守纪律。有的军内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军民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过去团结群众的好的传统丧失了。军人乘车也不给老弱妇幼让座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喜欢指手画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奢”，则是指有人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部队请客送礼、搞楼堂馆所，相当厉害，还在发展。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情是违反政策的。有的随便从地方拿东西。生产赚了钱，个人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互相争批条权。这样搞，就是在培养特权阶层。还有，占地方房屋，有的是霸占。最后是有点“惰”。惰性，不只是个人存在，有些机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有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有些人革命意志衰退，不搞继续革命，而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不是坚持革命晚节，而是保持别的什么“晚节”。这有思想原因，也有组织原因。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上级对下级支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