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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引言:官德的由来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缺陷。同样,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人格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往往能够弥补智慧的不足,而且具有比智慧更深远的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吏为师”的习惯,师什么?师其德。官员的道德程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官德之力可成就一个时代,也可以摧毁一个王朝。所以共产党在进城掌权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竟通过了五个决议: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又提出“两个务必”。那是关于党风党纪的决议,对执政党来说也是一个关于“官德”的决议。进城后不久,毛泽东又严厉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一、何为官
  
  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一向注重仕途。自古以来,士农工商中“士”排名第一,士是什么呢?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社会特定阶层,后演变为知识分子。古话说学而优则仕,士的主要出路就是做官。在很多人眼里,读书人科举高中、当官吃皇粮才是光宗耀祖的人间正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王廷里设有百官(总称多尹)辅佐商王进行统治。历史上,最早出现“官员”一词是在《周书•卢辩传》“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唐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此后,“官员”一词频频出现。按照甲骨文字形,“官”中的“宀”(mián),以冖覆众,有治众的意思。新华字典给的答案是:在政府担任职务的人。也就是说:官是经过任命的、具有一定等级的政府工作人员,是旱涝保收、吃皇粮的人。
  
  官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从事君的臣吏到公务员、公仆,从古代9品18级到现代6大等级12小等级,官的称谓、官职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不论如何演进,万变不离其宗,其本性依然未变。其一,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人;其二,是代表公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人。
  
  这样的特性,使“官”与普通百姓有了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他们拥有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或地方政策的机会,还有自由分配手中各种资源的权力。手握权力,有所作为,这是当官的“好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权力太大,诱惑太多,就有位高坠重之险。权力如同一枚试剂,检验着官员德行高下。权力面前,有是非分明、不念其私者,有良莠不辨、只取其利者……态度不同、追求不同,就有了清贪之别,忠奸之分。所以上下两千年来的官场,贪官清官层出不穷,既有范仲淹、王安石这样淡泊自持的清官,重权在身,如履薄冰;也不乏蔡京、和珅这样追逐名利的贪官,以权谋私,骄奢淫逸。这不稀奇。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无论人类社会哪一个历史阶段,官员都是最大的受益群体,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人群。他们的品格高低、德行好坏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乎社会、影响政局。从这个角度说,官员是面临诱惑最多、社会影响最大、最需要监督的高危人群。


  
  二、何为德
  
  德即道德。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劳动是德起源的基础,社会分工是德萌芽、生成的关键条件。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复杂了,矛盾也随之产生,这就要求从道德意识上约束人的行为,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以维系社会秩序……德就这样产生了。
  
  显然,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源于风俗和习惯的德,与法一并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所不同的是,德不是强制性的,是发乎自身的内在约束力,而法则是强制性的,是外部强制力,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底线。显然,德的尺度要高于法,违法的必定离德,合法的未必合于德。德的门槛明显高于法。比如,见死不救者,会受到道德的审判,却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中国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讲求德政、德治、德礼、德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在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是维护等级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此相适应的是忠、孝、节等伦理道德规范。既然是一种社会规范,因不同的社会身分,德就细分为多种,比如医生要有医德,教师要有师德,公众要遵守社会公德。《周礼•地官》,列出六德:知、仁、圣、义、中、和。老子《道德经》,列出三德:礼、义、仁。儒家列出五常,仁、义、礼、智、信。
  
  德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德的水准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德也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体现了不同的社会需求与时代精神。比如,中国传统的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善的基础原点上,重忠崇仁,强调通过德治,达到社会和谐,体现了农耕文明内敛、节制的特征;而西方的德深受古希腊民本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重信崇智,突出法治的力量以达到平衡,显现了商业文明张扬、理性的特征。
  
  三、何为官德
  
  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是在权力这个大背景下的行为规范。
  
  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指修身以成圣贤之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是安身立命之道,更是历代的为官之道,它强调德行是治国的前提,也就是说,权力只有以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因此“治人”必先“修己”。
  
  中国封建时代一向重视德治。一是“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吏的道德评价,孙叔敖是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写的第一个人物,被尊为“循吏第一”,即奉法循理的官员。官德的标准,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在司马迁的笔下,行教、清廉、守法便是好官。在战国、秦及汉初,守法则首当其冲。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三国末年,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好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唐太宗李世民结合汉代刘向“六正六邪”之说,将好官的德行分为六类——高瞻远瞩的圣臣、扶善除恶的良臣、进贤不懈的忠臣、明察成败的智臣、廉洁奉公的贞臣、刚正不阿的直臣,以圣明、贤良、忠诚、睿智、贞洁和正直作为官德的六大内容。

  
  德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的产物,永恒不变的伦理规律与道德教条是不存在的,但这不是割断历史的借口。作为历史范畴的官德,有一部分被继承和延续下来。比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坚定信念等。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中又出现了许多道德楷模。比如大无大有的周恩来、坚持真理的彭德怀、一心为民的焦裕禄、敢说真话的朱镕基……他们都赋予了官德以新的时代内涵。
  
  四、为何现在又提讲官德
  
  其一、“治国先治吏”,这是由官德的相对特殊性与重要性所决定的。官员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管理着公共资源。官员是社会的风向标,其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权力的正邪走向,关系着民心向背,影响着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200多年前,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曾说:在一个国家里,为政者的品质总是影响并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恶劣的政治道德可以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所谓官风不正,民风难改。


  
  马克思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所不同的是,究竟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一个称职的官员,应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福祉,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公平行事,清廉务实。而这一切都是在道德自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倘没有道德的基础与依托,权力会失控变形,政治会失去方向。
  
  其二、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化,道德建设刻不容缓,官德首当其冲。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年来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转型期的信仰失落、价值观扭曲,使社会道德底线一再滑落——帮扶跌倒的老人反被诬告、佛山女童两次被碾压无人施救、留日学生机场刺母、女大学生网上要求被包养、北大教授婚外情遭敲诈、被包养的郭美美网上炫富等等……道德滑坡,形势严峻,社会道德良心亟需全面重建。俗话说官德不良则民德必失,对民众具有示范意义的官德,其导向作用,可四两拨千斤。道德建设,应从官员抓起。如果姑息纵容,一任官员失德,就会雪上加霜,让公众道德更加沦落,让国家无法摆脱经济发展与精神贫困的尴尬处境。
  
  其三、官德不彰,贪腐丛生,社会信任危机突显。官德建设,历来为我党所重视,涌现出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等一大批官德高尚的楷模。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德出现了滑坡:热衷做秀、枉顾民生;急功近利、钻营浮夸;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尸位素餐、不思进取;贪污腐败、骄奢淫逸。“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犯法的重要诱因,贪腐乱象丛生不绝——上海在建高楼倒塌、县煤炭局长坐拥京城70多套豪宅、铁道部运输局局长18亿美金存款、安徽宣城原副书记用MBA原理管理“情妇团队”……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一份反腐统计显示,中国贪官的胃口在2008年比2007年大了3倍。这份统计报告显示,被查干部无一“幸免”地都有受贿行为。2008年贪官们人均平均受贿884多万元,与2007年受贿平均值253万元相比,涨了3倍。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权力的滥用、资源的垄断、官德的沦落,又加剧了贫富差距,危害了社会秩序。2011年10月,北京三所高校联合发布“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场贪腐现象严重,并且呈现腐败群体化、年轻化、高官化、期权化、国际化、隐秘化等发展趋势。

  
  五、让讲官德不沦为空话
  
  官德是阶级社会永恒的话题。官德不正的成因有很多方面,信仰沦丧、教育不力、监督失效、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等,都在某种程度造成或者纵容了官德不正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让公权成为少数人的私权,伤害了社会公平与公众利益。要彻底改变这些,关键要从自律、法律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入手,真正从观念、制度上尊重人民,维护人民利益,保证社会公平,让公开、透明的阳光驱逐贪欲私利的黑暗。
  
  1,道德自律。道德自律需建立于责任意识之上。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责任感支配下的行为,才有积极性与主动性,会通过自律来限制不当的自由。社会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横山法则”,即最有效并持续不断的控制不是强制,而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发控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日益多元的新形势,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化责任意识,深化道德的内在自觉,真正领悟“公权民赋”的含义,树立以民为本、官民平等的思想观念,这是提高官德修养的内在因素。古人云,一日三省吾身,“省”其实就是一种自律,以律己之心不断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及时清除非分之想、不善之念,及时反思不轨之举、伤人之言,让精神污垢无藏身之地,维护心灵的健康洁净。任何外部强制力,都无法替代这种道德自觉所萌发出的积极情感,它能化为一种自觉行动,坚定信仰,淡泊名利,明辨是非,远离那些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众利益的无德不法行为。


  
  2、完善法律、法规。官而不德,社会不稳;德法兼治,社会和谐。德与法,向来是两种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单纯依靠道德来纠偏制衡,只是一种美好的期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在强调自觉、自律的同时,更需要法律等强制手段的配合,通过公正严明的惩治手段,降低腐败发生的几率。如果说道德自律旨在不想腐败,法律制度的意义则在于不敢腐败。
  
  据媒体公开报道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大力反腐,结果却是边反边腐、前腐后继呢?关键是制度不健全,惩治力度不大,腐败风险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指出,中国官员因为贪腐而“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的不到3%,因而贪腐便成为官员们“高回报、低风险”的敛财手段。而缺乏监督的政府官员易于在回扣和贿赂的诱惑下成为欲望的俘虏。新加坡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加坡贪腐严重,为了治理腐败,政府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并通过了多部反贪法律——《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之一。显然,健全、严谨、公正的法律制度可构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网,切实有力而严苛的惩治手段,可令贪欲者望而生畏、令违法者无处可逃。
  
  3、加强监督管理。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官越大,权越大,责任也越大,就越需要有效的监督。通过严密的监督机制——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增强透明度,使官员思想品德、政治作为、经济状况处于合法合理、行之有效的监督之下,防微杜渐,彻底摧毁腐败滋生的温床。比如,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其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同时,强化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功能,深化舆论监督,加大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尊重公民的监督权,处理公共事务切实实行民主协商,党政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开公务支出及经费使用情况,鼓励公众对国家事务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表达意见、建议,斩断权力寻租的链条,使权力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官德一失,腐败即生。反腐,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这是经济快速发展与制度不完善的必经阶段。2011年岁末,国际反腐败监察组织“透明国际”对180个国家“清廉度”进行排名,名列榜首的仍旧是新西兰,已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排名第75位,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的“清廉度”则分列第12位、32位和46位,美国第24位。索马里和朝鲜排名最后。该机构表示,腐败仍在困扰许多国家。腐败的形式包括滥用公共资源、行贿和闭门决策,而蔓延全球的抗议运动,很多是被腐败和经济危机点燃的。此前,中国政府出席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届缔约国大会,重申了中国政府积极履约、全面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郑重承诺,大力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


  
  迄今为止,中国已与33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与47个国家缔结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并与有关国家根据公约、双边条约或者在互惠基础上就多起案件开展了有效合作。党和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可为不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正式写入报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之一。2005年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实施纲要》,将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置于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胡锦涛指出,各级干部做官要有官德,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习近平则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求领导干部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今天,在复杂的形势下,加强官员道德修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经济有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不仅是一个大党对14亿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个大国对世界的时代责任。
  
  新中国建国前夕,在河北西柏坡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学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退回来。作为一个诞生90多年、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正面临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场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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