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把尺子量公私（二） - 第2章第一讲一心为公 - 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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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三、三把尺子量公私（二）

　　邓颖超也是党的老资格的高级干部，对于她的工作，周恩来曾明确说过一句话：只要我还在世，邓颖超就不能进政治局。这种不徇私情，甚至已经到了决绝的程度。他对邓颖超严格保守党的秘密,两人坚持互不打听,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始终守口如瓶。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制度时,周恩来让自己的侄子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并在农村成了家。他鼓励侄女两次进草原，并与蒙古小伙子结婚，扎根在边疆。对于在他身边长期工作的秘书、警卫等服务人员，周恩来也从不给他们任何特殊照顾。在长期的工作中，周家还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十条家规”，并严格执行。兹录如下：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处理家国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他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不徇私情的一个缩影。家规中涉及的事情大都是日常的小事小情，但小事连着大原则，小情背后是大责。对今天的官员来说，可以做个对比，那一条切实做到了呢？
　　
　　1964年春，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见见世面，二是特别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对他施以严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转转可以，但不准使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董老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头一天，董老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了个人生活、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乱开支。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早就在等待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于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胡耀邦从小加入红军，从红小鬼时开始就受党的领导人的示范教导，养成了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1968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对她不闻不问。于是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作为胡耀邦的女儿，她深感入伍当时对她来说有多难，在回忆录中，她曾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是凭空而来，独立存在的，他必定会有自己生活的社会关系。对于官员来讲，如何处理好工作和周围的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公报私仇”、“任人唯亲”、“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大义灭亲”等话，其实反映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而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只要坚持一个原则就可以，那就是出以公心，不徇私情。
　　
　　2.不结党
　　
　　结党营私一直是中国官吏制度中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凡有官员结党坐大者，必然会扰乱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这里所说的结党，和现代政治中的政党政治不同，是指个人之间利用私人感情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小集团。
　　
　　孔子曾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孔子还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说，君子与人团结，而不是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小人是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而不讲团结。但历史上更有名的，却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虽然他不认为朋党有害的观点并不为所有人接受，但他的分析却颇为精彩：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他认为小人不会有真正的、永远的朋友，而君子之朋，守道义、讲忠信、惜名节。从这个角度说，欧阳修所认为的可以事国的君子之朋，正是那些坦坦荡荡、不图利禄和货财、没有私心的君子们。这里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在里面，不为私利、不为结党，可能反而会有一些朋友，可以一起事国，若以私利为目的，即使暂时结党，最终也不能相保。
　　
　　另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官员结党可能带来的危害，在清朝雍正皇帝登基后，认定其弟允禩及其同伙以伪善收买人心,而实为不孝不忠、扰乱国政、希图大位。雍正二年七月，为发动力量打击该势力，雍正直接将允禩一伙人定性为“朋党”，并发布《御制朋党论》一文，以张声目。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很有作为，新政措施很见成效，但仅仅四年之后，却被贬黜，原因就在于被人攻击为以施新政而结“朋党”，触动了宋仁宗那根敏感的神经。

　　
　　历史上官员结党的事情很多，最终大都身败名裂。究其原因，之所以结党，就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如果真能出以公心，不图私利，则无结党之必要，亦不会受朋党之累。这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结党乱政的教训。如，1929年王明回国后，利用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所形成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在党内排斥异己，推行其错误的思想路线，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文革中，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存在，实际上也是一种结党，最终也都逃不出历史的规律，很快便折戟沉沙，土崩瓦解，身陷囹圄。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的重要成员，他参与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历代领导集体的工作，这中间党内也曾出现不少派别，但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保持光明磊落的人格，不结党不营私。笔者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中专有这样一节讲他的“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据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周恩来为官员如何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做到“党而不私”树立了一个典范。
　　
　　3.敢牺牲
　　
　　为官者，要成就一番事业，有大作为，就要有大付出，有超于常人的付出。就是要敢于牺牲，有牺牲精神。历史上，凡最终成就大事业者，一帆风顺者有之，但极少，更多的人，是经过了千回百转，曲折起落，舍常人所不能舍，弃常人所难以弃。张骞出西域，以贵为大汉重臣之身，忍受恶劣的气候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历经年而不改志，终于开历史新篇，留盛名于青史。司马迁受常人所不能受之腐刑，忍辱于心头，兴志于笔下，才得“千古之绝唱”；诸葛亮崇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以身实践，为蜀汉尽心尽力；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都是牺牲精神的表现。
　　
　　近代史上，林觉民的一篇《与妻书》，成为一段“敢于牺牲”的千古绝唱，后人每每读来无不荡气回肠。信中说：
　　
　　“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正因为他能“以天下人为念”，愿“为天下人谋永福”，所以才能够“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
　　
　　中国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求付出，不求回报，鞠躬尽瘁，蜡炬成灰。不是要“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而要做到这样，就要有完全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甚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毛泽东豪迈地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能想象，共产党的干部、官员，在为人民服务时，要计算一下成本，如果成本太高就不为人民服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无私奉献、牺牲自我是不可能的，做不到，但是，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官员都做到了。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的生命：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他们中间，大部分没有活过30岁；他们中间，有5人没能等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为了八亿中国人民，完全地奉献出了自己，在他身后，没有儿女、没有财产、没有骨灰、没有向党和政府有任何要求和索取，被称为“大无大有”。
　　
　　焦裕禄只是一名县级官员，但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毫不保留地为人民鞠躬尽瘁，敢于牺牲，直至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62年，焦裕禄到兰考任县委书记时，正是当地风沙、盐碱、内涝十分猖獗的时候。为根治“三害”，彻底改变兰考的面貌，让当地人民过上好日子，他深入农村，走家串户，调查研究，寻找治理风沙的方法。他身患肝癌，但不顾病痛的折磨，顶风沙，搞试验，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终于制服了盐碱，使贫瘠的兰考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他自己却因积劳成疾长眠在兰考大地上。
　　
　　这种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官员中得以延续传承。被誉为“干部的楷模”、“九十年代的焦裕禄”的孔繁森，两次进藏支援边疆地区建设,并鞠躬尽瘁、牺牲在二次支边任上。1992年，拉萨市发生地震，孔繁森抚养了3名因地震而失去父母的孤儿，再加上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来资助生活贫苦的藏族群众。所以，经常不到半个月，他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悄悄地跑去献血。在一年时间里，他先后献血900毫升，并把所得的营养费 900多元全部用于3个孤儿的生活补贴上。孔繁森遇难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外，再就是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和8块6毛钱，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这样甘于奉献、敢于牺牲、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好官员，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小岗村的好书记郑培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牛玉儒、好公安局长任长霞……这些身处不同时期、不同岗位的干部官员，都以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和纪念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升华了自己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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