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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综合其他 > 官德 > 第 4 章 第三讲 忠诚老实
第4节 三、诚信为社会之基(一)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治”的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在这些时期,均是政风和畅,社会诚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可以说,这些时期的社会状况才是较为理想的状态,虽然离人们想象中的理想状态还有差别,但已经为现实的社会运行状态树立了一个标杆。
  
  可惜的是,这样的时期太少了。大部分情况下,社会的物质财富、社会诚信、道德水平等都低于这些时期。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是一个社会诚信、道德水平很高的时期。比如,那时如果有人说假话而被人点破,羞得恨不能立即跳楼。如果发现别人有假,也必勇于揭露,愤而斥之。“文革”开始后,社会诚信、道德水平开始大幅下降,后愈演愈烈。到今天,社会上假风盛行,假证件、假发票、假学历、假官员、假商品、假新闻等等,有人甚至说,凡是有“真”的领域,都会有假。
  
  对官员而言,身负治理社会之责,自然要尽力去提高社会的诚信水平,通过自身的忠诚老实,首先起到表率,然后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而官员要做到忠诚老实,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不造假。
  
  在各种人群中,大概都存在造假行为,比如企业主、商人、学者、学生,甚至于普通老百姓也会造假,然而,这其中最可怕的,是官员的造假。
  
  纵观历史,官员造假一直是中国官场的沉疴。其中,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官员造假行为之普遍,虚假之程度,可谓极一时之甚。其惨痛的结果,是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平民百姓死于饥饿及其相关疾病,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官员造假危害最大的一次。虽然不能把大规模的人口损失简单归因于官员的造假,但不可回避的是,粮食产量造假带来的高征购,是农村缺粮的直接原因。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前苏联《真理报》也登载了介绍此事的文章照片。据报道,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及朝鲜政府副总理等贵宾曾亲临现场,并给予高度评价。这只不过是1958年“大跃进”时席卷全国的浮夸风中的一场闹剧。当时在全国,它曾被许许多多受蒙骗的人广为传播,也曾被许许多多明知是假的人津津乐道。
  
  当时,有人去参观水稻“卫星田”,下到田间一看,稻子长势喜人,甚至有小孩能坐在稻子上。然而,经过仔细察看和了解,原来是有人将18亩田里的稻子集中移到一亩田里,小孩子也并不是坐在稻子上,而是坐在被稻子掩盖的太阳灯上。还有的地方,把许多大块红薯用铁丝串起来作为一棵秧上结的果实,把大玉米粒粘在用泥作的玉米蕊上制成大玉米棒子,把多墩花生秧捆在一起当作一株花生结的果等。造假的方式奇奇怪怪,五花八门。


  
  这样造假的结果是什么呢?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仅上面所说的建国一社河北垸的400多口人,就饿死了70多人。
  
  官员为什么会造假,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趋利避害,造假者通过这种虚假的东西可以获得真实的事实所无法获得的东西。具体分析造假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无知、上级压力、攀比政绩、避祸、政治利益。
  
  同样是在大跃进中,官员们因为无知而造假的程度,让人哭笑不得。如要实现办大学的跃进,四川省新津县给城关镇蔬菜社挂牌“红专大学蔬菜系”,给制造牙刷的小工厂挂牌“红专大学牙刷系”,综合厂作扫帚的挂牌“红专大学扫帚系”,一个公社的财粮办公室挂牌“红专大学财会系”、猪圈门口挂牌“红专大学养猪系”等等。
  
  1915年,在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过程中,其子袁克定,为了获取政治利益,竟然突发奇想地伪造了一份报纸,以便促使袁世凯早日称帝,他自己顺理成章地当上太子。
  
  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因此,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最为敏感,十分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顺天时报》就是袁世凯获得这些消息的重要渠道,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但是,该报经常发表一些对帝制不利的消息。于是,袁克定决心瞒天过海,专门编造一份假的《顺天时报》,给袁世凯和他家里人看。他所假造的《顺天时报》,经常刊登鼓吹帝制的文章,袁世凯看后,非常高兴,认为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于是加快了帝制的步伐。等到后来发现时,袁世凯才知道真的《顺天时报》上刊登的都是反袁讨袁的文章,他大惊,竟然不知朝野反对自己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但是,此时已为时晚矣,袁世凯很快便一命呜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袁克定的的造假,而早早结束了其父的生命。


  
  与这些造假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镕基同志对于造假的坚决抵制。
  
  朱镕基到中央上任之初,曾公开约法三章,其中一项是“绝不题字”。但是,后来朱镕基还是破例了三次,而三次题字的内容,竟一模一样:“不做假账”。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亲笔为该校题写了校训:“不做假帐”。2001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了位于北京市天竺开发区的国家会计学院,并题词:“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2002年11月19日,朱镕基总理在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亲口讲述了他三题“不做假账”的故事。他说:“最近几年,中国建立了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两个都已建成。还有一个在福建的厦门,正在建设。我亲笔为这三个国家会计学院制定了校训。我很少题词,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我为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亲自写下四个大字——‘不做假账’”
  
  朱镕基指出,会计造假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毒瘤”,许多贪污受贿、偷税漏税、挪用公款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大量腐败现象,几乎都与财会人员做假账分不开,而“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企业科学管理和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虚假的会计信息必然会造成决策失误,经济秩序混乱”。三题“不做假账”,固然显出总理对事关市场经济命脉的会计行业的殷殷关切之心,但同时,也折射出会计行业造假行为之猖狂和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的现状。


  
  近年来,官场造假成风,虚伪成规。开会排座次,发言念稿子,写公文套框子,应付视察摆场子。就是内部开个会,正常接待上司,一发言,也要先说一句“尊敬的某某领导”,如旧时臣子喊“吾皇万岁”,天天演戏,乐此不疲。干部一提拔,先学会应酬,摆架子,装样子,哪有什么如履薄冰,先忧后乐之心;下级见上级,专拣好听的顺耳顺嘴的话说,哪有什么忠言逆耳,实事求是。本来一个社会的安定是百姓老老实实做人,官员勤勤恳恳办事,现在官员只顾演戏,不去做真人,怎么能教化百姓办真事?假不为错,伪不觉耻,官无个性,商无诚性,是社会安定和发展之大患。
  
  仅2011年期间,我国就爆出了多少官员造假的问题:原石家庄市政协常委、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深陷“造假门”,后查明,其姓名、年龄、身份、学历与履历均涉嫌造假,被网友戏称“只有性别是真的”。2011年8月11日,沈庆华以全票连任临汾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随后,有网帖爆料,沈庆华“档案年龄比真实年龄小了5岁”。沈庆华1950年出生,实际上已满61岁。10月14日,山西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免去沈庆华的临汾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2011年10月20日,微博网友爆料,在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政府网站上,目前任中共旬邑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的田更文,1964年6月出生,1980年10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这么说来,田书记16岁就已大学毕业,还直接进入了政府部门工作。后来田更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政府网站上所公布的简历有误,他出生时间其实是1961年,1978年高中毕业后在乡村任教。后来又进入中专学习,22岁中专毕业后才进入县政府工作。还有,河北省馆陶县代县长闫宁简历不清,且县政府工作人员竟表示“县长简历是机密不便公开”,实际上是其中有假。
  
  近年来,有一个新造的词使用频率很高:“山寨”,就是假冒的。从山寨手机开始,山寨春晚,山寨警察,竟然还有山寨官员,有山寨领导。这大概也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景观吧,这也对官员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任务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当然,要减少社会之假,首先要从官员自己不造假开始。
  
  在不造假的基础上,是不传假,不报假情。不报假情又分向上和向下,不欺上,不瞒下,对民众公开,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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