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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综合其他 > 官德 > 第 4 章 第三讲 忠诚老实
第6节 三、诚信为社会之基(三)

  3、对历史负责,如实告诉人民,告诉后人。
  
  官员要做到忠诚老实,在不欺上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不瞒下,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人民,告诉后人,从而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种忠诚老实,是更高层面的一种精神境界。
  
  很多事情,稍微离远一点,会看的更清楚。人们还常说,千秋功过,自有历史评说。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作为,无论在当时有什么样的社会反应和效果,从长远看,历史终究会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评判。所以,官员的忠诚老实,从长远看,也应忠诚于历史,把真实的历史状态留下,对历史负责。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国史之狱”的公案,常常为后人所慨叹反思。
  
  北魏时,有一个叫崔浩的大臣,被魏太武帝派去负责编写魏国的历史。开始编写前,太武帝叮嘱他们,一定要写得真实,不要说虚假的话。于是,崔浩和他的同事就秉承这一意旨,加紧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历史《国记》。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于是,鲜卑拓跋氏在早期发展中一些不耻于为人所知的历史,也被完全记录了下来。
  
  《国记》编成后,被刻在石碑上立于通衢大道旁。没有想到的是,很多鲜卑贵族看到那些历史后,无不愤怒,纷纷跑到太武帝那里去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于是,魏太武帝便命令将崔浩下狱问罪。但是,崔浩对自己所犯何罪,并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竟惶惑不能应对。据《魏书•崔浩列传》记载,公元450年7月5日,魏太武帝将崔浩诛杀,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当时,崔氏是名门世族,在诛杀崔浩的同时,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后人称之为“国史之狱”。


  
  魏太武帝开始时修史的态度不可谓不正确,及至后来提刀杀人,又不可谓不血腥。由此可见,对历史讲真话,坦诚地面对历史,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自古以来,意欲粉饰篡改历史者,何曾绝迹。但是,历史也一再通过实践证明,只有真正的历史,才是经得起推敲的,越是想千古流芳粉饰历史者,往往最后遗臭万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始终是历史的主体,任何官员,无论其一时的权位有多大,终究只是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对待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坦诚面对,忠实于历史。要想求得青史留名,就要真正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做好每一件事,而不是想着怎样去粉饰。
  
  在美国,有一本叫做《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的书,自1995年初版以来,各种版本共销售了一百万册。这本是一本讨论历史教科书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主题是揭露美国至今为止的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谎言、错误和对历史真相的隐瞒,但它竟然有这么大的销量,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响。可见,人们对于历史真实的探究有多么的强烈。也更说明了,坦诚面对历史,对历史负责的重要性。
  
  官员由于经常身处历史的重大事件当中,更应该有这样明确的思想,以之为一种基本的道德素养。从以下几个不同时期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官员该怎样以忠诚老实为本,给历史留下真实的资料。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该决议的过程中,按照体例安排,是需要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历史也总结进去的。在这几年被称为“徘徊”状态的历史中,华国锋有过一定错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后来,邓小平明确指示:“需要点华国锋的名”。最终,《历史决议》对华国锋的功过做了比较恰当的评价。当时的共识是:这样做,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华国锋本人负责。华国锋同志去世后,中央对他的历史贡献做了进一步评价,党史学界对也他做了更具体科学的分析考辨。
  
  早在195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曾酝酿将三大战役搬上银幕,但由于条件限制,一直没能如愿。1986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将三大战役拍成故事片。随后,《大决战》的拍摄开始启动。在先期对剧本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作为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林彪这个人物在戏中的分量可想而知。当时有人担心片中反映林彪会有麻烦,主张不写林彪。还有人主张,如果要写就把他写成反面人物。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得知这一情况后,作了重要表态:“剧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后来,该片公映后,获得了业内外一致的好评。以致邓小平都曾满意地说:“拍得很好,我每年都要看一遍。”


  
  在编鲁迅的遗作时,编者曾碰到一篇文章,是1935年6月28日鲁迅写给胡风的一封信,信中颇不留情地讥讽了当年“左翼文艺界”的“元帅”。这个“元帅”指的是谁呢?编者拟了一条注:“指周扬,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后来这个稿件送到了周扬手里,请其定夺。周扬欣然回音:同意此注释。其实,周扬当时完全可以提出“缓注”,不点其名,但周扬还是坦荡地面对了这一历史,这种态度,无疑是更能赢得历史的尊重的。
  
  2011年4月,《朱镕基答记者问》的英文版在伦敦进行全球首发,在这个仪式上,朱镕基通过一段视频,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敢期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在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这部书,120多万字,是从1500万字录音里挑出来的。我只讲真话,不讲套话。”在讲话的最后,他总结到:“无论做官的、做人的,还是做生意的,应该都能从中有所借鉴。应该说,对做人的意义比做官还大。照着这样做,不容易。”
  
  2009年10月,就《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他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出书就一定要讲真话,讲实话。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目的就是为了把经验和教训留下来,把体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如实告诉大家。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鼓励我说,你不出来说话,就没有人说真话了,历史就这么错下去了,我明明知道真相却不出来纠正,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所以很多读者在读后都感觉十分震惊,看到了很多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信息。
  
  官做到多大也逃不出人格与人性。于普通人而言,忠诚老实是做人的美德;于官员而言,忠诚老实,就是一个政权巩固的基石。所以,更应注意力戒力持,做到以忠诚老实之心,面对各种事情,无论其大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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