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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综合其他 > 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 > 第 2 章 导论:建构“群像式”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兼谈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学术困境及其出路
第2节 第二章

  二
  
  就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为叙述方便,下文将统一按此叙述)的研究方式而言,目前学术界并未对其提出明确的质疑或是界定。更多的学者用“二十世纪文学史”这个宏大命题来消解1949年这一时间分野,使得现当代文学史在同一个研究范式下进行。当然,我并非批评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在这里,我想小心翼翼置喙的是:在名目繁多的研究方式中,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分清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作为现当代文学分野的1949年,究竟在哪个层面上影响到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笔者拙以为,这一问题首当从“失踪者”来回答。
  
  所谓“失踪者”便是后来文学研究者缄口不提的作家、作品、思潮与现象,谁也无法否认或逃避,现代文学短短三十年,诞生出了一大批巍巍在上的经典: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田汉……他们不但以英雄的表象出现在从小学到博士的教材里,还以经典的扮相、大师的形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远看宛如复活节岛上的巨石阵,使人不得不高山仰止、膜拜不已。纵观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史,屈子歌赋,李杜诗篇以及三袁文章,有谁可与文学旗手鲁迅先生相抗衡?
  
  但是,与此同时也诞生出了一批失踪者:邵洵美、李赞华、向培良、张资平、章克标、丁嘉树、罗隆基、许君远,甚至包括近十余年之内“走红”的梁实秋、周作人与张爱玲……与经典们不同在于,他们已然在之前甚至当下的研究界“失踪”——其中绝大部分人的文字、生平甚至姓名均不见于当下的任何资料。现代文学“失踪者”何其多也,短短六十年,部分主流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们“拐卖人口”的水平恐怕连最牛的人贩子也难以望其项背。无怪乎一位本科生向一位现代文学硕士生导师请教“罗隆基是谁时”,这位老师竟汗如雨下,最后以“不该问的别问”草草收场。
  
  勿怪这位老师水平低下,现代文学史中“不该问”的问题恐怕每一个文学史家心里都有一本账,被鲁迅先生骂过的不该问、“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论战时站错队伍的不该问、参加过“三民主义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也不该问,1949年之后被打成“右派”的更不该问,在前些年甚至连胡适、罗家伦与傅斯年都不该问——理由竟是:他们1949年之后去了台湾。粗粗算下来,“该问”的也就只有从“左联”的鲁迅到“延安”的赵树理等寥寥数人。不过,至于“左联”,千万也不该详问,因为若是有聪明点的学生问起鲁迅骂周扬的原因,恐怕不知哪一位倒霉的老师又要“汗如雨下”了。
  
  “失踪者”如此之多,故为后来研究者平添许多困难。无怪乎研究者们常常感叹:文艺思潮研究常是“掐头去尾”,关注某个文学争鸣最后才发现“有始无终”,史料研究到了一半断了线,仿佛看悬疑小说看了高潮没了下文。对于一些人或事,要么被以“反动”、“政客”甚至“特务”冠之,要么在官方的文学史里索性不提——想当年,谈唯美主义不提狮吼社,提民族文学不论及《现代文学评论》,研究民主党派对现代文学体制的影响却避开《絜茜》杂志……凡此种种,竟已被之前的主流研究界视为常态。时至今日,与“极左时代”相比,话语环境确实宽松许多,某些话题相对已经不再是禁区,但是关于其史料也匮乏、散佚了。
  
  在大量“失踪者”产生的前提下研究现代文学,实际上违背了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所谓文学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结合,说细一点,历史学研究方式是方法论基础,而文学研究方式(如文本解读、意识形态分析、审美分析)等等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楼阁,若无充分的历史学研究训练就贸然闯入文学史研究,好比是没有学过解剖学的医生给人动刀,导致的结果就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瞬间死亡”——因为一手资料一旦被发现,研究者就面临不断“被商榷”甚至“被否定”的结果,而被研究者却因为各路英雄的“各样研究”被涂抹到如京剧脸谱一般,越描越花,离真容越来越远。
  
  时至今日,现代文学研究被后学者视为畏途。相比之下,当代文学研究反倒成了一块热土。因为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属于“红旗下”甚至“春风里”的文学创作,且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官方对于出版体制的管理尤为严格,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少有被争议之作,而且作家作品都好找到,并且健在者为多数,而现代文学恰恰与之相反——出版管理政策松动,多数刊物没有“刊号”,作家学者编辑者们意识形态不一,且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意识形态多元化,从文者们投延安毛泽东者有之,投重庆蒋介石者有之,投南京汪精卫者也有之。如此看来,大家都“弃现代”而“奔当代”便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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