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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综合其他 > 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 > 第 2 章 导论:建构“群像式”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兼谈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学术困境及其出路
第3节 第三章

  三
  
  问题不言自明,1949年之于现当代文学最大的意义,便是导致无数“失踪者”的产生。但是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提必须要像做历史研究一样“回到历史现场”——即尽力找回这些失踪者,若是找不到失踪者,研究只能靠并不可靠的“二手资料”,而这却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讳。因此,我常常天马行空地遐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若是有人故意(或是无意)在自己某篇论文里造假史料,岂不是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要害苦后面靠“二手资料”吃饭的人?
  
  与我持同样想法的人应不在少数,所以现代文学的风险之大,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但与其他文学专业相比,现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仍不可小觑,每年硕博毕业论文关于现代文学研究数以万篇,洋洋洒洒涉及到他们可以触及的各个角落,无怪乎钱理群教授称现代文学为“贫瘠的矿区”——因为关于鲁迅、郭沫若、老舍等作家的专题研究,已然成为“鲁学”、“郭学”的庞大梯队,甚至许多受他们影响的二三流作家也都相继有了评传、年表与相关研究专著。
  
  但是事实上是,当下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竟近似天文学界对宇宙研究状况:对于已知的,耳熟能详,成了常识;对于未知的,白纸一张,并且也懒得再去过问。因为。“现代文学”目前最为多见的三种研究方式,大大制约了该学科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通史研究法”。此类研究法为国内各大高校、研究所在编写教材时普遍采用,开口提五四,谈到1949年就戛然而止,大体沿用之前已出版文学史的惯例,只看大局,不管细节,只说知道的、该说的,避讳不知道的、不该说的,从五四、创造社、左联到抗战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一路下来,就是一本看似壮观的现代文学史。进而大量现代文学史的出版导致现代文学研究界呈现出了如房地产界的虚假繁荣。
  
  当然,这种研究法的最大好处就是洞观全局,避免以偏概全的主观性。但是这却是一种非常简便的研究法,就像是为中小学生编写《上下五千年》一样,并不需要丰富的史料与学科知识作为支撑,知道是常识,不知道是谜案,正所谓“子不语是非争议”是也,找准一条历史线索,赶知道的写上去,这便是该研究方法所带给后学者的困境。
  
  第二种方式是“作家作品研究法”。“搞现代文学研究,跟着作家作品走”——这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们最为常用的方式,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靠对老作家的研究、关注以及评传撰写进入文学研究界,待到成名之后,便不再去过问这个为他们所用的课题,譬如田汉之于朱寿桐、曹禺之于田本相以及鲁迅之于汪晖等等,在他们之后,“曹学”、“鲁学”阵营纷纷崛起、壮大。


  
  这类方式的好处便是可以对一个作家形成“传记式”的研究,但是其最坏的影响就是此研究方式一旦蔓延到了当代文学研究界,就抹杀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逻辑界限。王安忆、余华与韩少功等健在作家的身后都跟着了一群群的研究者,一本本的研究资料层出不穷。一种文学研究方式贯穿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大领域,无疑会使得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界限模糊不清。
  
  第三种方式是“理论前置”研究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批判胡适”,崛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回五四”,兴盛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在本世纪,虽然有不在少数的学者视现代文学研究为畏途,但是仍有一些从事前沿理论研究的学者,将目光投射到了仍然颇为热闹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勃兴的“后现代”开始,到“后殖民”、“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神话原型”等等,理论层出不穷使人目不暇接,这些理论不但可以解读当代文学,试图让中国当代文学与国际文学研究接轨,甚至还有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解读屈原、李白——更多的是被应用到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如鲁迅作品中的解构意识、萧红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与戴望舒等等——当然这未尝不可,本身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下影响产生的,即“作为他者的现代性生成”,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传入到1949年前的中国,无非是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等等十来种,新批评、女性主义虽有引入,但是根本未成气候,更对作家无甚影响,但看看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被用到层出不穷的新理论,有时笔者都不禁感叹:怎么现在一下子弄来了这么多?

  
  虽然文学本无疆界,经典不惧历史,但是这些方式是否真的可以起到应有的文学史研究效能?很难说。
  
  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的兴盛,这类研究方法被发展到了极致,在某些批评家的笔下,川端康成可以与钱钟书横向比较,莎士比亚可以与郭敬明纵向研究,所得结论亦是令人瞠目结舌甚至忍俊不禁,正所谓是“没有不能比,只有不敢比,有了好理论,管他作家在哪里”。于是乎,某位地方文士的杂文在一些青年学子的笔下开始有了“后殖民”的视野,一些本属文学爱好者的退休干部,其诗文竟也被咀嚼出了“后结构主义”的特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文学研究进入到如同化妆师甚至整容医生的境界,真不知兰色姆、福柯等经典西方文学理论的作者在九泉之下望着东方的文学批评界是否会呼天抢地、捶胸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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