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的钢琴老师是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人。她与一个伊朗人结婚后，在伊朗已经生活了好几年。不过，她的波斯语说得还不如我们这些亚美尼亚人。在孩子们的课开始前，她问道：“我们，不，你们给那个什么、什么太太打的电话？你们的邻居。”我说：“西蒙尼扬。”她右手一拍长满雀斑的额头：“噢，西蒙尼扬，她今天打电话了。真是个怪女人。她说：‘过来给我们钢琴调音。’我说我不会调音的。她说话很没有条理。”她扬起细细的金色眉毛，耸了耸瘦削的肩膀。接着，她那涂了红色指甲油的手指在空中比划着，把孩子们招呼进了琴房。
　　
　　就好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事情一样，我惭愧地坐在会客室里，等着孩子们的课结束。我看着房间里的格子布沙发、花色窗帘、小巧的雕塑、大幅的油画，以及精美的银器和瓷器，心里头同自己较着劲：“关你什么事儿？你没必要对这件难堪事情负责。奥尔图什说得对！没必要同这一家人那么客气。”我的目光环视房间四周——看来，要打扫这间房里所有的大小雕塑、油画和器皿，一定很费时间。
　　
　　回家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我努力向双胞胎解释，为什么她们不能老是去找艾米莉：“艾米莉的功课比你们更多，而且更难，我猜她奶奶也不喜欢艾米莉经常出门，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理由，我们应当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