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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综合其他 > 中国刻不容缓:拯救我们的道德 > 第 2 章 盛世忧思——我们的心灵怎么了
第13节 医德底线:直面的是人类普世价值观之普世价值观伤不起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70后”还记得那个“有个小病小痛去找个医生在屁股上打两针就好了”的年代。但现在,对偶尔得了个小感冒或有了点小伤痛的人来说,那样幸福的事儿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对小病小痛小感冒以在屁股上打针为主的治疗方式似乎已经被“淘汰”,而流行的“治疗方式”是打吊针。就拿治一个小感冒来说,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基本上一进医院,就有一番验血验尿之类的各项检查,然后就是无一例外地去打吊针,而且往往一打就是好几天。
  
  是现在的感冒病毒“与时俱进”了,需要多项检查才能查出来,还是现在的药效退步了,非得要挂吊瓶加大药量才有疗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对医院的药品销量而言,在病人屁股上打一小针与在病人手臂上输一大瓶液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毋庸置疑,治个小感冒从过去“在屁股上打两针”的治疗方式发展到今天以打吊针为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治疗方式之一,其背后有医院和医生的经济利益动机。这反映出今天一些医院和医生的价值观已与中国传统医德背道而驰,也已与中外医界所共尊的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如果医生职业活动的终极目标已偏离了“悬壶济世,普救苍生”,已偏离了“为病家谋幸福”,而是偏重于经济创收,甚至发展到“恃己所长,经略财物”,则这时的医生基本上就与商人无异。
  
  事实上,在当今社会,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如今的一些医生展现的是一副“商人嘴脸”。
  
  当你走进医院后,面向医生求诊时,很奇怪的是有些不良医生首先问的并不是你的病情,而是问你的身份职业。在我们的传统中医里面有个“望闻问切”的程序,此时这类医生他首先“望闻问切”的却是你的身份和你口袋里钱多钱少。他正是根据你的身份和你的口袋里钱多钱少来开药。你口袋里的钱越多,可能你需要付的医药费也就越高。
  
  有人形容说,当医生变成商人时,求医看病就好比是上餐馆消费,在餐馆,服务员一个劲地向你推销酒水、特色菜,但用多少的菜、用多贵的菜,你自己基本还有个谱,主动权还在你。当面临医生在关乎你的健康与生命的事上一个劲地向你推销用多少的药、用多贵的药时,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对一些口袋里没几个钱的还处于贫困阶段的老百姓而言,最怕的就是生病。因为在这个时候,“看病难、看病贵”才是最真切的感受。
  
  当医生成为商人时,他无疑会用从事商业活动的心态来从事医疗活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当今一大社会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拿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治疗一个小感冒来说,也许在屁股上打两针就能治好,或花个十几元买一盒感冒胶囊或者几袋感冒冲剂服用后就可以治好,而在今天的某些医院则可能要花费几百元甚至数千元“治疗费用”,目前甚至花费上万元治感冒的极端案例也时有耳闻。这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如何产生?一是先来一番大体检,不过这些体检可都是要收费的,这就叫“过度检查”;二是治病的药和可用可不用的药都加在一起挂吊瓶,能多用药就行,这就是“过度治疗”;三是这些药的价格,患者一般是搞不清的。多数时候,一些不良医生往往会向你推荐一些“特效药”或“新药”,无疑,这些肯定是高价药。实际上,这些药可能正是该医生能根据“销量”按百分比拿提成的“回扣药”,而这些所谓“特效药”也往往是国家严令控制价格的廉价药,只是被一些不良的药品制造商换一个药名、换一种包装重新定成高价药而已。在当今社会的拜金热潮下,一些不良医院尤其是一些民营医院也是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因此很难说,这种事情在一些不良医院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以及药价虚高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你治疗一个小感冒也可能要花费数千元乃至上万元“医疗费”的来源,也是当前社会“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根源。
  
  “看病难、看病贵”等事关民生疾苦,一直是政府十分关注并下大力气改善的问题。比方说,为破解“药价虚高”困局,政府曾先后出台多项强制措施,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一次“降价令”出台,似乎一夜之间,被降价的药品就会从药店柜台和医生的处方中消失,而同一种成分的药品换一个药名又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现了。而接着政府的“药名统一”和“医药分离”的政策出台,曾一度有效抑制了“药价虚高”现象,但是,一些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的不法医疗机构总能变着法儿从病人身上非法“创收”。
  
  无可否认,“看病难、看病贵”已是当代社会难以治愈的一个“痼疾”。因为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从其根源上来说,正如前文所述,是当今从医者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其医疗活动已偏离了以“治病救人”、“普救苍生”为终极目标的普世价值观,而转向以经济效益为终极目标,类似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限价令”也好,“药名统一”和“医药分离”也好,这些强制措施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当今从医者的这种价值观。任何价值观的变化,只能是出自文化变异的长期影响,这已是一个大课题,我们在本书后文中还会陆续谈到,在此不再赘述。


  
  在此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医者在医疗活动中以经济效益作为终极目标,类似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这种价值观变化,是一种对中西方共同推崇的处于道德观念的制高点的医德的伤害,是一种对人类普世价值观的伤害。这种伤害的不良后果对一个社会、对一个民族而言显然都是十分可怕的,应该说,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民族都伤害不起。
  
  当医生成为商人时,人类普世意义上医生与患者之间那种救助与被救助、关爱与被关爱、施恩与感恩的医患关系,这时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一种冷漠、算计与相互戒备的关系。对一个社会而言,这种变化的可怕,就在于这是一种在人类活动中处于道德观制高点的一种人际关系,当这种关系恶化后,也势必会带来这个社会其他相关联的价值观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比如加剧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加剧现代人心之冷漠等。同时,医患纠纷等社会矛盾也会随之而来。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今社会之医患纠纷又似乎已成当前医疗领域不亚于“看病难、看病贵”之“痼疾顽症”。尤其是近几年来,医患纠纷的规模和恶性程度也逐年在不断增大。
  
  有些患者家属甚至认为:如今看病,不能医生让你做什么检查,你就做什么检查,让你吃什么药,你就吃什么药,最好自己要懂些医学常识。俗话说货比三家,现在看病也是“药比三家”……极个别家属在付出自己经济能力难以承受的费用而最终治疗效果不够理想甚至落得“人财两空”时,就容易心理失衡,而失去理性的患者及其家属在医院往往易于作出过激举动,引发群体性事件……日益尖锐的医患矛盾和由此引发的人员伤亡,在医患心中乃至公众心中都留下了恐惧的阴影。

  
  诚然,排除一些不良医生的道德缺失行为,作为一个群体,我国医务人员的整体职业技能和道德水准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同时,由于医学发展的局限性,医生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无法避免的意外。据了解,医学界一致承认医疗确诊率仅为70%,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误诊率在20%~30%也是允许的。但是,一些不良医生的“商人嘴脸”与从事医疗活动时的商人心态,使传统的医患关系也被彻底商业化。在商业交易式的猜疑与戒备中,在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小的医疗事故,都有可能酿成医患纠纷。而医患纠纷对社会稳定、对世态人心乃至对民族医学发展的伤害,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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