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介入北大，是从1917年为北大设计校徽开始。随后，他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发表过许多惊世名篇。1920年，鲁迅来北大中文系执教，这是他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的大学——从1920年到1926年——整整6年时光。不过，鲁迅不是北大教授，一直是讲师。因为蔡元培规定，只有在北大全职教书，才可以聘教授。鲁迅一直是兼职，所以只能是讲师。
　　
　　蔡元培一进北大，便邀请鲁迅，为北大设计了一枚校徽，这枚校徽后来一直沿用到1949年。随后，鲁迅加盟《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崛起为文学巨匠。
　　
　　鲁迅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德语专业毕业生冯至，听过鲁迅的课，他回忆说，“这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略》，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每一次，当鲁迅老师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教室，喧闹的教室只剩下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鲁迅经常在寓所接待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夜深了，他总是端着油灯，把学生们送出寂静的胡同。
　　
　　鲁迅在北大只是兼职，所以从不以“北大老师”自居，但是1925年北大校庆27周年，学生会请他写篇纪念文章，他却欣然应允，写了《我观北大》。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大为死难学生举行隆重追悼会。鲁迅写下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说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后，张作霖父子和张宗昌进京，京城一片肃杀。因为师生恋和婚外情，坊间议论纷纷，鲁迅从此去了南方，1936年在上海病故。
　　
　　1920年之前，影响中国最大的，还不是鲁迅，而是三只“兔子”。留欧的蔡元培，比留日的陈独秀大12岁，陈独秀又比留美的胡适大12岁，他们的生肖都是属兔，被戏称为“改变中国文化的三只兔子”。
　　
　　后人常认为，蔡元培做了10年北大校长，其实10年中，他的一半时间不在北京。有时候，迫于政治压力，不得已离京出走；有时候，在欧美考察大学教育；有时候，在忙于党务政务。于是，他经常把校长之实，委托给北大总务长蒋梦麟。
　　
　　蔡元培一贯认为，教师和学生，应该以做学问为本分，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五四学潮中，蔡校长一度离京出走，经过师生一再恳求，才勉强回校。回校之前，他发表文章说：“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对欧美的考察，更坚定了他平民教育的理念。他坚持读书不为做官，坚持男女同校。这些戒条，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0年3月5日，中日战势正紧，蔡元培客死香港，享年72岁。为了纪念他对北大和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尽管他是国民党元老，甚至参与过“四•一二”反共清党活动，他的半身塑像在1982年被竖立在未名湖南侧的山丘之间。
　　
　　被蔡元培三顾茅庐、请进北大的陈独秀，既是文学理论家，又是政治家。他从1917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第二年又和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宣扬新文化和共产主义。第三年五四学潮爆发前夕，陈独秀被蔡元培舍弃。他生气失落，学潮中，他亲自去前门散发传单，当晚被捕。1920年，在李大钊帮助下，陈独秀逃离已经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北京城。
　　
　　陈独秀和李大钊化装成商人，乘一辆骡车，出朝阳门东去，前往李大钊的河北老家。
　　
　　历来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叫“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据《新青年》“二把手”高一涵后来回忆，1920年初，李大钊跟陈独秀坐着骡车，到乐亭去，在路上曾经商量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北大原副校长沙建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