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清华、北大、南开在湖南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北大特殊的一页翻开了。
　　
　　西南联大的教室，简陋而平凡。如今，这些教室多数已荡然无存，保存下来的屈指可数。
　　
　　在这样的教室里边上课，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窗是用棉纸糊的，一刮风，风吹棉纸，沙沙沙地响，下雨的时候，雨打在铁皮顶上，叮叮当当地响。教授讲课要声音很大，才能压得过雨声和风声。
　　
　　——云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许珍
　　
　　西南联大初建，下无寸土，上无片瓦，只能借助昆明的现有学校校址。但昆明城区的学校，实在太少，所以联大理学院，不得不设在北郊，工学院在东郊，法学院和文学院远在200公里以外的蒙自县。当年陈寅恪、陈岱孙、朱自清、闻一多都是在蒙自一家外国公司寄住，条件十分艰苦。
　　
　　抗战期间，昆明物价上涨了300倍，西南联大教授的工资只涨了5倍。为了养家糊口，即使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也不得不拿出手艺，挂牌为人刻图章。
　　
　　闻一多一家有八口人，除了夫妇俩、五个孩子，还有从北方带来的老妈妈——赵妈——帮他做活。一家人的生活靠他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很困难。每个月，工资只够家人基本伙食费，要吃点小菜可以，要吃肉吃蛋就成问题。有次端阳节，我到闻先生家，一家人在开家庭会。开家庭会讨论什么问题呢，那天是端阳节，有人送来个鸡蛋，妈妈就说：“爸爸身体不好，这个鸡蛋应该给他吃。”
　　
　　——西南联大毕业生
　　
　　即便如此，闻一多依然用功学问，除了上课，轻易不出门。因为大家总是劝他“何妨一下楼”，渐渐地，闻一多教授多了一个雅号，叫“何妨一下楼主人”。
　　
　　西南联大人多房少，就连盐商的仓库，也改成学生宿舍。
　　
　　新校舍一个大房子住三四十人，双人床一排排地排满了，双人床对面有张长桌子。一个月大概6块钱的伙食费。吃的米，有一阵是云南粮仓供给的。那些米中，有相当多的沙子、稗子。穿的就更简单，两套黄布制服、一件棉大衣，就这么过冬。
　　
　　——北大地质系教授董申葆
　　
　　1938年秋天，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此后，日机频繁出动，一旦警报拉响，联大师生必须立即停课，躲避空袭。
　　
　　为了减少损失，西南联大在滇黔川交界的偏僻小县，建了分校。那里的条件更差，食堂没有桌椅，学生们就把饭碗放在地上，用粉笔在碗的外围画上一个圈儿，表示饭桌。那里没有电灯，每当夜晚来临，学生们纷纷点起桐油灯照明。那时最为动人的场面是，晚饭后，学生们手持油灯，成群结队地去图书馆自习。
　　
　　到图书馆来看书的人非常多，像我们在南院的，饭都吃不完，就赶紧丢了碗，来占位子。队排得很长，但是经常还占不到位子。占不到位子怎么办，只好到茶馆里面，蹲茶馆，去做作业，去看书。
　　
　　——云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许珍
　　
　　联大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后来回忆说，“图书馆座位不多，看书多半在茶馆。昆明街头的大小茶馆，竟成了西南联大为数众多的图书馆的分馆”。
　　
　　当时物质条件确实非常艰苦。林语堂先生从美国来到昆明，参观了西南联大，他说他看了西南联大的师生学习、生活情况后，感到“西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极其艰苦，但是精神生活，了不得”！
　　
　　——云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