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揭晓这个谜底，得先来考察一下这群男人所参加的考试——科举。
　　
　　从本质上来说，科举制是一种选官制度，或者叫做古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中国，选官制度由来已久，在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
　　
　　从夏启开始，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天下变成了私人财产，国家变成了私人武装。贵族之位，代代相传，平民百姓，无缘染指。
　　
　　西周时期，大规模推行分封制，并以宗法制来保证分封的财产和权力始终在血缘关系网内延续。天子、诸侯、卿大夫三级贵族，世世为官，代代食禄。
　　
　　唯有最低级的贵族——士，可以通过地方推荐和群众投票（乡举里选）产生。
　　
　　说到底，不少人称赞的三代时期，在选官这个问题上，对普通百姓实行了全面封锁。
　　
　　出身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才有机会向仕途进军。
　　
　　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残酷的社会竞争，需要的不是高贵的血统，而是出众的才华和能力。
　　
　　民间私学的流行，打破了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打破了贵族垄断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的特权，老百姓终于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春秋争霸，战国争雄，为人才的涌现提供了舞台，也激发了老百姓用拳头或者舌头来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激情。
　　
　　武艺高强的，用拳头立军功，称为武士；能说会道的，用舌头说服人，称为辩士；舞文弄墨的，用笔杆子作文章，称为文士；谋略过人的，用脑瓜子算计人，称为谋士；旁门左道的，用神仙糊弄人，称为方士。
　　
　　放眼望去，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混乱的年代，选官也没有固定的模式，算得上是条条大路通官场。
　　
　　比较定型的选官制度，始于汉代。
　　
　　汉代选官办法较多，最主要的是察举制，全称是察举征辟制。
　　
　　察举是从下至上，地方推荐到中央；征辟是自上而下，中央主动招聘人才。
　　
　　汉武帝时，正式开始推行察举制，要求各郡各封国（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每年按时推举孝廉。此后，中央和地方官考察推举人才，成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作为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年终工作考核，作为奖惩升黜的重要依据。不推举或推举上来的人不中用，轻则免官，重则治罪。
　　
　　很多事情，开头总是好的，后来就慢慢腐败变质。察举制也是如此，西汉运行基本还算正常，到东汉就不行了。
　　
　　东汉的察举制，变成了腐败的温床、权力的交易市场。你推举我的儿子，我推举你的女婿，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做官的机会，被官僚阶层垄断了。
　　
　　老百姓的仕途，又被封锁，除了讥笑一下“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社会丑剧之外，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更加糟糕。
　　
　　曹操的“唯才是举”方案，并没有被他儿子曹丕所继承。曹丕创立的是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
　　
　　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相比，相同的是以人举人，不同的是推举人开始走向职业化，推举的标准开始走向量化。九品，是对被推荐人的一种量化评价，按出身和德才，从高到低分成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最棒的是上上，所以有上上之选这个说法；最差的下下，下下之策即由此而来。
　　
　　既然评价标准开始量化，就意味着评价一个人变成了一种技术活儿，这就需要有掌握这门技术的专业人士来操作。
　　
　　这种专业技术人员，称为中正，也就是人物品评官，或者叫做人才评委。州设大中正，郡设中正，专门负责寻访和考察辖区内的知识分子。
　　
　　中正给考察对象定完等级打了分后，中央吏部就根据考察结果，授予相应官职。
　　
　　九品中正制的命运，比察举制好不到哪儿去。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品评标准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原来看重的才德，到后来变得一钱不值，对于被考察对象来说，有一个高干老爹，胜过学富五车。
　　
　　老百姓又走回了原点，仕途之门被再次紧闭，而且不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所论必门户，所攻莫贤能）。社会强势与弱势之间，再次被鸿沟无情分隔，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
　　
　　只要人沾手，腐败没理由。在自私贪欲面前，没有可行的监督机制，以人为评价标准的选官制度，最终都难免沦为强势群体走向仕途的专用通道。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垄断之后，由于缺乏竞争，官二代或者官N代，总归要走向没落和衰败。结果，往往虎父生犬子，甚至兔子。
　　
　　弱势群体的希望，始于隋朝。
　　
　　隋文帝杨坚于587年开科取士，首创考试之法；隋炀帝杨广于606年首创进士科，试策取士，以成绩论英雄，正式建立起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