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徐志摩惨祸 - 第4章才女本色是诗人 - 林徽因诗传

第5节诗人徐志摩惨祸

　　【济南二十日五时四十分本报专电】京平航空驻济办事所主任朱凤藻，二十日早派机械员白相臣赴党家庄开山，将遇难者飞机师王贯一、机械员梁壁堂、乘客徐志摩三人尸体洗净，运至党家庄，函省府拨车一辆运济，以便入棺后运平，至烧毁飞机为济南号，即由党家庄运京。徐为中国著名文学家，其友人胡适由北平来电托教育厅长何思源代办善后，但何在京出席四全会未回。
　　
　　志摩的死讯让他的朋友一时之间无法接受，志摩那么年轻，就像是孩子般天真，怎么能就这样带着他的才华和光芒默默地去了另一个沉寂的世界？
　　
　　第二天一早，梁思成、张奚若和金岳霖赶到济南大学，和连夜乘车赶到济南的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等人一起到安放志摩遗体的福缘庵，商议操办他的后事。梁思成劝阻了执意要去的林徽因，因为妻子的身体太瘦弱了，他实在不忍心让妻子去经历那种生离死别的场面。
　　
　　冷冷的雨水冲刷着古旧的青瓦房檐，水珠不断地滴落，天空迷蒙得像是一幅水墨丹青，那浓重的氤氲变成了心头真切的悲痛，仿佛所有记忆都在这阴冷的天气里，变成了化不开的哀思。
　　
　　福缘庵的小厅内安放着徐志摩的灵柩，入殓时，工作人员按照当地的风俗，为他穿上绸袍马褂的寿衣，脚上是一双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红顶球绸纱小帽遮不住额角的伤口，这个伤口就是志摩的致命伤。志摩眼睛微张，鼻子略肿，静静地躺在那里。这就是那个永远向往光明，向往天空，充满阳光而有生气的志摩。

　　
　　小小的福缘庵里哭声一片，外面的凄风冷雨仿佛也为这位诗人的逝去而伤悲。思成率先献上了一只花圈，这是他和徽因流着泪连夜制成的，花圈的主体是铁树叶，再加以白花的装饰，志摩的照片镶嵌在中间。照片中的志摩还是曾经的音容笑貌，可惜却在一瞬之间成了故人。人生的无常和变幻常常是那么突如其来，有时让人无奈，有时让人悲伤。
　　
　　返回北京的时候，思成悄悄带回了一片失事飞机的残骸，这是之前徽因再三嘱托的。
　　
　　徐志摩死后不久，社会对他的赞美和攻击就开始了。新月社的朋友们都在整理他的诗作，当时很多知名的文人在《新月》的“志摩纪念专号”上发表了悼念的文章。
　　
　　但是社会上也有人对徐志摩持批评态度，因为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婚是当时不为人所接受的。他们对徐志摩的指责也牵涉到了林徽因和陆小曼，这让文学界了解他们的朋友很是愤慨。
　　
　　1931年12月7日，志摩遇难半个月之后，徽因的《悼志摩》发表在了《晨报•副刊》上。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惨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翼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帷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着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但是除去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我们不能轻易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是这永远的静寂。我们生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对这死实在太没有把握了。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信仰！
　　
　　我个人的悲绪不竟又来扰乱我对他生前许多清晰的回忆，朋友们原谅。
　　
　　诗人的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我们新诗的历史才是这样的短，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我不说了解，因为不是许多人爱说志摩最不解人情么？我说他的特点也就在这上头。
　　
　　我们寻常人就爱说了解；能了解的我们便同情，不了解的，我们便很落寞乃至于酷刻。表同情于我们能了解的，我们以为很适当；不表同情于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也认为很公平。志摩则不然，了解与不了解，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张，他只知道温存，和平，体贴，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与他不同的人。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他觉得人类各种的情感动作全有它不同的，价值放大了的人类的眼光，同情是不该只限于我们划定的范围内。他是对的，朋友们，归根说，我们能够懂得几个人，了解几桩事，几种情感？哪一桩事，哪一个人没有多面的看法！为此说来志摩的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为自然的结果。而反过来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但是他却未曾为这个而鄙吝他给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为受了刺激而转变刻薄暴戾过，谁能不承认他几有超人的宽量。
　　
　　……
　　
　　林徽因的悼文，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具有独特魅力和气质的志摩，他对艺术的痴迷和追求，他对爱情的执着，他对朋友的热情和包容，他率真的性情和忠贞的信仰，他的人格魅力都熠熠闪光。这篇悼文在当时众多的悼文中有着相当的分量，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指责和非议。
　　
　　这一年的冬天，新月社的同仁们都在为编辑徐志摩的作品集而忙碌着。而就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徽因与凌叔华发生了矛盾，起因是徐志摩曾经交给凌叔华保管的一只小箱子。
　　
　　1925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热恋中，来自社会的谴责和家庭的压力，让徐志摩心力交瘁，他决定去欧洲散散心，临走之前，他把一个小木箱交给了凌叔华保管，箱里装的是志摩的英文日记、陆小曼的日记和一些书信。这个小箱子一直放在凌叔华那里，直到志摩遇难都没有去取回。后来，志摩去世后，朋友们为了整理方便，都把自己手头上关于志摩的诗作和书信送到胡适那里，由胡适统一保管和整理。
　　
　　因为徐志摩生前曾经对徽因说过，他的康桥日记就放在凌叔华那里。现在物是人非了，徽因很想看看志摩的日记，因为那本日记记录了志摩当时的真实感受，而且日记中肯定还有关于自己和志摩相识那段时间的内容。她通过胡适之口，向凌叔华借阅箱子里的日记。凌叔华把小箱子交给了徽因，但是，徽因在翻阅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康桥日记，她明白是凌叔华暗自把它拿走了。
　　
　　几天后，凌叔华找到徽因，想要徽因提供一些与志摩往来的信件，希望编成一部《志摩信札》。徽因说：“信件都留在了天津，而且很多都是英文写成的，一时还没有办法给你。等我整理好了之后再给你送去吧！”顿了一顿，徽因委婉地问凌叔华：“听说你那里有志摩的康桥日记，能不能让我看看？”凌叔华迟疑了一下，说：“可以。”徽因说：“你那里是两本么？”凌叔华很不耐烦地说：“可能是吧，我有点记不清了！”徽因强忍着不快说道：“那我下午派人到你家去拿成么？”凌叔华很不耐烦地说：“我下午不在家！”要是在平时，徽因早就与凌叔华吵起来了，但是她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最后强忍着怒气与凌叔华约定后天，也就是12月9日，去凌叔华家里取回来。
　　
　　到了12月9日，徽因亲自上门，但是凌叔华不在家，只留了一个纸条给她，上面写着：“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大、一小，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以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这张写条很明显有敷衍的意味，徽因觉得自己好像被愚弄了一样。几天后，凌叔华是送来了一本日记，但是，当徽因打开这本日记的时候，里面的内容让她啼笑皆非—日记开始的日期是1920年11月17日，最后一句话是：“计划的很糟。”日记就中断在志摩第一次见到徽因的前一两天。
　　
　　这次徽因是真的生气了，她觉得自己是真的领略了朋友口中凌叔华的小气，她不明白为什么凌叔华就针对她。她把这件事情的始末都写信告诉了胡适，信中的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一吐心中的积郁和烦恼，这样一个毫无心机的女子，向朋友倾诉、寻求安慰的语气，是真实而毫无保留的。
　　
　　胡适阅信之后，马上在12月18日给凌叔华写了一封信，他希望凌叔华把剩下的日记交给徽因：“……昨始知你送在徽因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用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你藏有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有两册日记。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资料……”
　　
　　胡适的语气客气而又坚决，凌叔华不得不交出了另外半本日记，但那半本日记仍然被裁去了四页。这让大家都很不愉快，胡适对此很是不满，认为凌叔华是一错再错、不知悔改，但也别无他法了。
　　
　　半个世纪后，凌叔华在1982年写给徐志摩的表弟陈从周的信中，提到了这件陈年旧事：
　　
　　……他的生活与恋史一切早已不厌其烦的讲与不少朋友知道了,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的告诉我多次了。本来在他的噩信传来,我还想到如何找一二个值得为他写传的朋友,把这个担子托付了,也算了掉我对志摩的心思。（那时他虽与小曼结婚,住到上海去,但他从不来取箱子！）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他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
　　
　　从这封信中，仍可以看出凌叔华的耿耿于怀，但是对于日记的残缺原因她却只字未提。彼时，徽因已经去世多年，凌叔华本人也已芳华不再。不知她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对这件事仍然不能理解和释怀，而那本充满悬念的日记也仍然不知所踪。这桩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悬案，也许就这样成为一段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徐志摩一瞬间化做了天空中的一朵云，而在他身后的是非争议，却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