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

当然不是所有靠外来劳力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官民冲突，但是至少缺乏本地民众的介入，这些冲突的规模要小很多。比如发生在广东惠州的湖南人对地方政府的冲击，颇类似当年广东人在上海的小刀会对当地政府的挑战，这些行为基本上和地方利益纠纷无关，而更是当地政府为当地人利益和外地人口，为其生活和生存空间的博弈。其中恶劣的行为如山西的砖窑事件，以绑架外地的童工为奴隶，但就受到了几乎所有当地人的默许和支持。在和本地人相比，外来人口总是要吃亏和受气，这似乎是个普世的真理。即使今天的美国，常常被当地人欺压和盘剥，往往又投诉无门的，通常是非法入境的来自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国家的劳工。

与珠江三角洲的理想发展不同的是，在贵州和云南这些地方，当地的人民没有办法去寻找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口来剥削，只能承受最后被人吃完肉，喝完汤后，舔盘子的机会。而与广东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的是，当他们维护商家利益，也维护了本地人利益，可能只是损害外地劳工利益，这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外来商家利益时，就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经手这些工作的官员，由于没有替罪羊可以拉出来宰，只能满足自己私人，亲属和朋友的利益，而牺牲广大无关紧要的百姓，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和他们的群众基础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是毫无意义，因为无论你选出什么样的官员，如果他所面对的是同一张大饼，无法照顾普遍利益的话，最后的结局还是要抢先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对管治水平的提高，是换汤不换药，不能得到实际的变化。更为危险的是，当官员们不得不通过非经济的身份来寻求政策的支持者的话，由于他们不能用语言和文化，来区分“我们”（说广东话的香港商人，本地官民）和“他们”（韶关以北的北方佬），“城里人”和“乡下人”之类，更恶劣的汉人和“蛮族“（少数民族）之分，就有可能冒出丑陋的头来。

靠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模式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目前对西部和内地的开发大多是以资源和能源为主，调整合理的价格，让穷地方多留利，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这样可以把这些地方的利益大饼做大，是当地政府官员在分饼的时候，困难要小一些。另外的方法是，对矿山等资源进行国家专卖制度，凡是参与开发的企业必须缴纳特殊费用，在他们获利得到保证的同时，对他们的利润率进行限制，使当地百姓吃剩菜的时候，还是有点油水可舔。在一个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公平贸易”系统，减少对落后地区产品的压价收购，取消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这些地方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大城市的超级市场直销。

如果说美国民主中最值得学习的部分，则是将政府功能分散化。比如说前一阵美国纽约的民怨对警方的过度使用暴力不满。事情是一位第二天准备结婚的黑人新郎，在最后一个单身派对之后，被警察50几枪射杀。结果这些警察被告上法庭，但就和所有之前或之后对付黑人的警察一样，被宣判无罪释放。当然了，黑人们又会走出来抗议几天，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和中国不一样，对警察的不满，不会变成对纽约市政府的不满，而对法院的不满，又变成了探讨为啥法律程序中的几个普通陪审员的问题。而在中国一个集中的政府，当然有效率高的好处，但也有要承担所有责任的坏处，比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八十四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美国的村镇大会（Town Hall Meeting）因为与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有关，讨论的事务非常直接，不需要代议（让专职政治骗子没有机会），可以为中国地方政治的决策透明度，和地方事务的民意参与提供一个好的例子。这个大会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于选举镇长，而是在于对镇子里的大事直接咨询和发表建议。对任何市政方针提供正反双方的辩论和公证会，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广泛性。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分区，和小城市的镇子里，都不失一个可以借鉴的好方法。

而且中国乡镇的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并不是唯一成功的范例。浙江依靠私人企业，和江苏依靠乡镇企业的做法，都是可以借鉴的榜样。当然这些地方的人民素质比较高，开放程度比较大，见多识广，加上心灵手巧，并不一定在中国所有地方都可以推行，但是并不是中国所有地方都希望或者能够达到富比江南，只不过在如何带动共同致富，减少快速贫富分野方面，有所帮助。

在如何重建中国乡镇这个大课题上，从清末，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有过很多实验，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各种教训，其总的趋势都不是如何将这个层次当作其自身来建构，而是如何将所谓城市里的先进方式，从政治体系，文化建设，社会组织等方面，试图向“落后保守”的小城市和乡镇推广和渗透。而中国的所谓大城市文化，如上海，广州，天津等等，又收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形式上的非中国化和乡村作为中国传统的最更本的基地之间，当然具有一定的冲突。国民党号召的新生活运动，和共产党的人民公社，都是城市压制乡村，想强行在乡镇推行现代化的过激例子。

毛泽东政治革命的成功却是一个完全的对这种趋势的反动，即以农村和乡镇包围大城市。因此中国的改革家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即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中国的传统（并不是现代化一定是非中国化），创新出一种新型的新乡镇体系，而不是简单的把大城市的发展，完全照搬到这些地方。因为在中国宽阔的内陆大地上，你不可能靠深圳的香港化，和东莞的深圳化，和韶关的东莞化来解决。

也许中国应该花一些时间，好好研究北美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建设方法，以及德国巴法尼亚州的先例，加上中国苏南，皖南和浙南的实例，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当然以乡镇为主体，就必须最大可能的让乡镇居民和精英们对地区的事务有极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而不是来自于“发达城市”的管理者高高在上的训斥。从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从现有的乡镇选举发展一步，开始定期的透明的乡镇大会，对短中期的重大决策，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学习当年共产党1930-40年代在乡镇依赖民意施政的好传统，不断通过专业化的经济，教育，卫生，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将地方上的各类党内和党外的能人，都包括进来，逐渐将社会的非政府机能从现有的政府体系转移出去，最终形成一个小政府和大社会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