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先生的又一力作《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再次引人入胜。那些曾经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读者，会同时由于倍感亲切的熟悉和闻所未闻的陌生，在阅读此书时爱不释手、欲罢不能。而那些70后、80后、90后出生的青年读者们，则定会庆幸自己没有错过阅读这样一本活生生讲述亲历世界巨大变化和高层国际政治舞台的回忆录，足以弥补任何“余生晚矣”之叹。
　　
　　    “我们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罗斯曾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我们根据我们的意愿建构了中国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着去认识真实的中国”，但“任何时候，想完全了解中国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坚韧不拔和自知之明，特里尔先生在四十年前就开始正确预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未来。
　　
　　    出生于澳大利亚乡村的罗斯，其中国情结可能源自于童年时代。“那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并不知道我的初恋女友居然是半个中国人”。早在墨尔本大学念本科时，他就“帮助组建了一个‘承认中国’团体，主张放弃台北，承认北京政权”，并且认为，“美国直到1933年才承认苏联，但这样做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共存是我们所追求的”。而且早在1960年，“当老师们赞赏印度的民主道路时，我却想知道中国高度集中的道路会不会更加有效。这就是我对研究中国产生兴趣的起因。于是我的研究从印度转向了中国”。这难道不足以堪称是具有先见之明吗？
　　
　　    1964年的夏天，罗斯敲遍了中国驻东欧各国大使馆的大门，终于在华沙拿到了进入中国的签证，因为他在多次碰壁之后最终“大着胆提出要见大使，跟他讨论一下让世界了解中国到底好还是不好这问题”。去中国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我参观了少年宫。那里看起来像是在搞列宁的照片展。我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这里到处都是列宁的相片。其实领袖并非如此产生。真正的列宁可不是出自少先队’”。可见年轻时的罗斯，已经具备了深刻的洞察力。
　　
　　    在北京，由于“汽车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吓得小孩子们飞速散开”，他在日记中写道：“导游告诉我，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汽车。如果北京汽车数量有墨尔本十分之一的话，汽车的鸣叫声可以在一天之内使人们都变成聋子”。这也算是对后来北京汽车噪音的一种预感。罗斯还观察到，“饭店餐厅的工作人员把面包当作满足西方人的‘魔棒’。这些开朗的年轻人深信欧洲人每餐绝对少不了几片结结实实的干面包。一种文化对待其他文化需要进行鸽子笼式的归类。在中国人看来面包是我们文明的核心（就像在我们看来，米饭是东方文明的本质）。如果我点菜时没有点面包，服务员就会看着我，好像在说：‘你难道没有忘记点什么吗？’掠过一阵会心的微笑后，她就在菜单上用汉字记下‘面包’”。这就是罗斯透过善于观察而体现出来的细腻文笔。
　　
　　    在从香港飞往墨尔本的回家途中，罗斯在日记里写道：“中国似乎比苏联左，就像南斯拉夫比苏联右。中国似乎比苏联意识形态性更强烈，中国人更加消融在集体意识里面”。果不其然，两年后的历史，随着“文革”的爆发，证明了罗斯的观察是何等正确。更为有预见性的是，他在1964访华后的报道中，竟以这样的文字来结束自己的文章：“环视全球，从新加坡到旧金山，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小型的华人社会。但是只有在中国，你才能领略到这个大国大而可畏的文明，体验到它古朴而优美的环境。只有在中国，你才懂得中国作为一个种族和民族，在未来的岁月中将日益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识形态冲突和纷争四起的时代很久之前，中国就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她将再度崛起”。他当时的预言今天终于成为现实。
　　
　　    人生的戏剧性是任何人都无法自己掌握的。由于1964年曾访问过“红色中国”，罗斯虽然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去读博士学位，却拿不到进入美国的签证许可，直到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出面干涉，给美国驻堪培拉的大使写信，说明罗斯“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没有任何瓜葛”。来到哈佛的头一天下午，罗斯急需找到住处，在布告栏上看见一则文告，文森先生有一间房出租。就这样，罗斯成为文森先生的房客，一位大名鼎鼎的麦卡锡主义的受害人，他的中文名字叫范宣德，是1928年开始被派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一位在“美国失去中国”之后遭到清洗的老中国通。作为房客的间接成果之一是，罗斯在畅销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范宣德先生生涯的文章，在“政治圈内产生了轰动效应，以至于国务卿艾奇逊、肯尼迪总统顾问和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以及埃德加•斯诺全都写来了“温暖人心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