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季羡林先生有缘见过一面，当时他的头顶上还没有被涂上“大师”的光环。那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一个周末的晚上，地点就在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赵元任先生之女）的府上。那里经常举办文化沙龙，汇集了不少来访的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学者，以及我们这些近水楼台的中国学人。当晚的主讲好像就是季先生，但内容和题目是什么，我现在都已经回忆不起来。留在脑海中的只是他和我在开场前的几句简短交谈。
　　
　　    由于到的较早，客厅里只有他和我，以及一两个我不认识的客人。在我简短恭维了一句他的学术成就之后，他忽然开口，说他49年以后毫无学术成就可言，并且推己及人，将这话题涵盖到整个文科的学术活动，说在那样一个僵化荒谬的思想框架下，还怎么可能有学术的发展和成就。我当时闻言心里大惊，想不到他会在几个素昧平生的晚辈面前做如此剖白，尤其是与和他同辈的费孝通先生当时那种积极与官方保持一致的立场态度，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和反差，让我眼睛猛然一亮。我在第一时间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联想到了郭沫若在“文革”初期的表态，说自己以往一切著述都该付之一炬。当然，两人的话，在内容和性质上是截然相反的。
　　
　　    由于有过上述一面之交，对于后来他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纪里被逐步捧为国学大师以后的众多传闻，包括接受某教授叩首跪拜行弟子礼的新闻闹剧，我都很难把它们与我在美国剑桥见过的季先生统一成为同一个人物形象。所以在季先生仙逝以后的今天，当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架上邂逅一本由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季羡林随想录（七），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时，便毫不犹豫地拿起，借回家中细看。
　　
　　    这本书虽然只有短短234页，而且内容上有许多重复，但看着看着，一个栩栩如生、真实可爱的作者形象，就开始在我脑海中构建。既让我了解到作者的人生经历，学术观点和成就，也引我思考认同、存疑存异。当然，如果我是编辑，就不会把内容上有过多重复的文章同时编入一本书，这样既不尊重读者的时间和银子（如果掏钱买书的话），也无形中会让人误以为作者唠叨。
　　
　　    作为学术泰斗的散文随笔小品文，当然不可能全面展示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功力，但也可以由此窥见一斑，让我们对作者在东方语言和佛学上的造诣有一点点小小的认识，如《罗摩衍那》以及吐火罗文，等。也让我们知晓，一部梵文《五卷书》对世界各地寓言童话的影响。还通过记叙参观敦煌壁画，使我们明白其精妙，不只是身临其境，因为即使我们去了，也还是看不明白，看了也是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