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何满子逝世周年纪念文集。宽宽厚厚、沉甸甸的一本书，静静地躺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架上，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借出来背回家去翻看，因为期望值不是太高，自以为对何先生已经略有所知，而且已经在拙著《闲书闲话》一书里点评过他的一本书，也没打算进一步了解或是再读出多少新意。可是我错了。
　　
　　    首先是发现自己原来竟是这般孤陋寡闻，居然对何先生的坎坷一生如此一无所知。而其生平里的戏剧性，完全够写一部电视连续剧。笔名何满子的他，1919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原名孙承勋，从小就被家里人视为“读书种子”，据说在10岁前就涉猎遍览了除《金瓶梅》以外的古典名著，13岁就在报纸上发表了处女作《东北的炮声》。1938年长途跋涉去延安考入“陕北公学”的高级研究班，可是由于“隐隐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气氛”，毅然打报告于翌年离开延安，后来成了《黄埔日报》的编辑和记者，领过不穿军装的上尉、少校薪水，却又在军校的机关报上公然悼念传闻中丧生于皖南事变的共产党人黄源。
　　
　　其实他的姐姐孙晓梅，才真正是新四军的烈士，1943年在担任地下交通护送一批高干进入解放区后，于回程途中被日寇抓捕，宁死不屈，被残忍割去乳房后杀害。1945年，通晓音乐的他，更是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谱曲，一时广为流传。而抗战胜利后担任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的他，又及时向梅园新村通报了归顺新四军的某部队又企图阴谋叛变的消息，并公开曝光了国民党将于某月某日派伞兵登录当时为解放军占领的山东长山岛，终于砸了他自己的饭碗。
　　
　　    解放后的他，则又是另一番命运。1955年，就因为偶然去参加了一次文人聚餐，而席间有不少后来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人物，于是一天在家中被突然逮捕，投入了监狱。虽一年后仅仅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般分子”释放，1958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处管制三年，全家流放宁夏。1960年在“新三反运动”中又遭逮捕，1962年才被定为“错案”释放。这大概就是他当年在延安时早已经“隐隐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气氛”的必然结果。
　　
　　    此时，陷于进退维谷的他，走了一步人生的险棋。他给时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石西民写了一封信。当年石西民在《新华日报》做编辑部主任时，何满子曾给《新华日报》写过稿子。于是何对石说，我如今没有办法了，只能带着地图沿着内蒙古出境。假如被抓起来枪毙，你于心何忍？结果幸运的是，被调回上海去出版文献编辑所工作。当然，这样的春天，必然是短暂的。两年后，“文革”爆发，他自然又是在劫难逃，被送回了富阳乡下。
　　
　　    真正的春天，始自于他六十岁平反以后。直至九十一岁去世，三十年中他出版了五十多本书，几乎一年两本，著作等身。然而这一回真正引起我注意的，还不是他等身的著作，而是他的一批惊世骇俗的言辞与行动。首先，我在一篇李文熹写的悼文里读到，“满子先生在著述中阐述现代文明的四块基石，一是希腊哲学，一是希伯来宗教，一是罗马法典，一是英美宪政；同时不无遗憾地揭示，历史没有赋予中国推动世界进步的使命，世界也就在中国没有成功之笔”。“满子先生引经据典地谈到：古希腊学者在所有问题上都争论，唯有在一个问题上不争论，那就是所有政体中最坏的是专制政体。在此认识前提下，他们之间才愿意展开争论。而中国古代学者却在相反的方向上达成默契：两千六百多年的政治哲学历史，从不触及君主专制政体，遑论展开争论，也从不涉及任何最起码的政体研究，却一代接一代无休无止地谈论什么典与礼、道与行、仁与义、修身与养性”。“他明确指出：种族、名族、文化、宗教、经济是不可能划分世界的。他截然说道：划分世界的标准就是民主与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