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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风流儒雅,逆来顺受

      风格体现人品,性格决定命运。这是我读完《俞振飞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合卷之余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跟着便有了第二、第三以及无数个念头。一反过去我顺序阅读的习惯,这回我从第十页一下子跳到了第123页,因为突然看到这样扎眼的文字:“然而,最近有人借纪念言慧珠之名,对俞振飞多有不实的描述,使不明就里的读者堕入云里雾里”。于是我翻到了书的第十三章:“文革”遭劫难。也许这并非上文所指相关事宜,但却让我看见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
  
      1966年9月9日那天,言慧珠傍晚归家在吃晚饭时说了她一下午的经历:先去华东医院配了一瓶安眠药,再去外滩中国银行想取珠宝未果,路经国际饭店,打算吃一顿西餐然后跳楼,但西餐厅早已封闭,只得往回走。路过静安寺,从工商银行取出所有的一万二千元存款。“她讲述的很平静,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饭后她对俞说:“我想自杀,你死不死?”俞振飞以为她开玩笑,淡淡地反问:“为什么要死?”
  
      当晚言就自杀了,遗书上写明五千元是儿子的抚养费,七千元留给丈夫,说是结婚时用了他很多钱,权作补偿。火葬场的收尸车到了以后,只有俞振飞一人将她送去火葬。宁折不弯的言慧珠就这样轻轻地走了,不带去一片云彩。性格完全不同的俞振飞活了下来,走完了92岁的生命全程。回首往事时,俞振飞还曾幽默地叙述自己在被造反派揪斗坐“喷气式”冲进会场时,虽已65岁,猛然想起当年和程砚秋演《春闺梦》时的跑圆场,于是暗中运气,完成了规定动作。
  
      俞振飞生于1902年,6岁开始跟父亲学唱昆曲,11岁开始学吹笛子。由于是按中国的虚岁记数,所以这位神童的业绩比上述记录其实还要早一年完成。1922年首次在上海成功演出《游园惊梦》,翌年,应程砚秋之邀,合演《游园惊梦》于上海丹桂第一台。1931年初次下海,参加程砚秋的鸣和社演出,后去暨南大学任教三年。1934年二次下海,随程剧团演出。后来又与梅兰芳等众多名角合演。台上台下,风光无限,戏里戏外,几多风流。一路来,虽有年轻气盛、行事不当之时,但总体口碑不错,为人行艺,多为人称道、景仰。
  
      书中趣闻轶事不少,这里不再赘述。避过隐私话题不提,暂表一二圈内佳话。当年为救场演出,由名角芙蓉草突击给俞说戏,使其顺便习得宝贵舞台经验有二。一是,不要怕忘记台词,只要对剧情熟悉,可以临时现编。二是,演主角戏,也不要一直霸占舞台,该配角发挥的时候要适时让位,既让别人演的舒服,也收取更佳演出效果。而多年后,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则细数自己从俞派学到的好处。“我们北方唱到昆曲的入声字,总不十分合适。如《游园》里,‘不提防’的‘不’字,我们唱作‘布’字的音。《惊梦》里‘没乱里’的‘没’字,我们唱作‘模’字音。其实应该唱‘卜’和‘末’的音”。“这都是经过了他们的指示,我才改过来”。


  
      还有一节重要故事,说是抗战胜利之后,梅兰芳准备重新登台演出,头天晚上还在家中破例用酒招待俞振飞,第二天却神情沮丧,说是我完了。原来八年歇业,梅在家中一吊嗓子,发现自己高音根本唱不出来,于是慌了。还是俞振飞来得镇定,他说别急,京剧一时恢复不了嗓音,可以先从昆曲唱起。于是第二天带一支笛子来到梅家,梅兰芳试了几出昆曲,唱得甜润婉转,听不出破绽,终于恢复了自信。
  
      让我更加感兴趣的故事,其实还在后面。1948年底,俞振飞随马连良、张君秋去香港演出,不太顺利,遂改拍了三个月的电影。1949年3月,马、张去了昆明,俞回到上海。5月27日解放军进城,10月初俞应梅兰芳邀请到北京、天津演出,12月回沪。1950年7月,俞在上海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0月又去北京登台。年底接到马连良从香港来信,要俞到香港陪唱三个月然后一起回北京。结果想不到阴差阳错,马连良、张君秋都先后回到北京,而俞反而滞留香港。直到后来周恩来托梅兰芳写信请俞回北京,最终在费彝民的安排下,于1955年离开香港。如今让我看得眼花缭乱的这些陈年往事,使我突然意识到,那时的交通,竟然还是如此自由。原来只要有钱买票,去哪儿都行啊。
  
      当时费给俞捎带的周恩来口信是,先回北京与梅兰芳拍《断桥》,然后回上海担任戏校校长,工资每月二千元。不料后来又冒出一系列插曲。先是田汉和导演吴祖光对俞的表演不满意,认为太油滑,原来是因为俞在香港为了讨好一般观众,“表演就竭力夸张,难免有点过分,走火入魔”。他于是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顺利拍完了《断桥》。可是只拿到一百元的报酬,默默地回到上海,也没有当上校长,而是被安排在京剧团每月发一百四十元度日。由于1955年冬毛泽东在上海看了他的《断桥》和周信芳的《打渔杀家》,后来忽然想起,要他们为1956年春的一个中央会议演出。幕间休息时陈毅来到化妆间,问起待遇,当即向文化部的官员建议,俞的工资应该调整一下。于是俞回到上海后,工资加到七百元。后来又评上文艺一级。据说当时上海只有袁雪芬与他是一级。而周信芳以及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是没有定级的,享受特殊的级别待遇。从这个故事中看出来当年在工资制度上有多大的随意性,今天想来也还是有些匪夷所思。
  
      毋庸置疑的是,京剧当年在香港上座率不佳,所以马连良等人才十分愿意回到北京。昆剧更是早已卖不出价,所以“传”字辈的演员们生活都很清苦。新中国的成立,曾经为这批老艺人带去福音,惜乎好景不长。接下来的故事,无论我怎么说,都有些心中不畅:时间上的不顺,人事上的阻隔,逻辑上的不通。
  
  1955年,潘汉年事发,成为后来所谓“共和国第一冤案”的主角。1956年,以冤假错案为主题的昆剧《十五贯》获得极大成功,被共和国最高领导层热捧,形成所谓一出戏救了一个剧种,但是潘汉年并未平反。一年后,又来了一场“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遭到整肃。俞振飞1957年5月终于去上海戏校当校长,可是工资的承诺依然不能兑现,据说原因是受到潘汉年一案的牵连,甚至连校长的身份也不能正式宣布。而1958年,俞振飞参加了中国戏曲歌舞团去欧洲演出,“先后去了捷克、瑞士、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英国、波兰七个国家”,最后转道莫斯科回国。西方观众对中国戏曲的评价之高以及对新中国的热情,“对俞振飞的思想触动很大”。继程砚秋1957年入党之后,俞振飞也于1959年入党。今天想来,当时分明已不再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而只能说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完全处于一种忽明忽暗,这里明来那里暗的局面。
  
  1961年的故事则更加热闹。5月1日俞振飞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昆剧折子戏《哭像》,是《长生殿》中一折。据赵朴初二十年后回忆,“声容之妙、至今不能忘”。梅兰芳当时就说“此戏不可不看”。田汉观看后感慨道:“杨贵妃泉下有知,可以瞑目也!”到了年底,俞振飞率团去香港演出,途径广州,省委设宴,当时就座的康生更是出语惊人:“谁要是没有看过俞振飞演的唐明皇,就不算中国人!”一个月以后从香港归来,再经广州,省委给陈寅恪寄去俞振飞、言慧珠合演《凤还巢》的戏票,因临近春节信函未能及时送到。陈年事已高,怕以后不再会有机会看戏,故只能生气地责问刚巧到访的副省长:“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

  
  故事如果只写到这里,儒雅的俞振飞应该可以说是“得尽风流”。可是历史的脚步无法驻足,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盛世转眼间坍塌淹埋于乱局,春风不再。当然,言慧珠是走了,可是俞振飞活了过来,若干年后终于又等到了老树发新枝的春天,再度风流儒雅。看了大半天故事的我,此时不禁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哑然失笑,暗自发问:难道要保留本民族这种独特的儒雅风流,我们就总是必须要付出这般逆来顺受的代价吗?
  
  201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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