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顾准这个名字，就在我心中留下与众不同的震颤。因为除去像众人那样崇敬和惊骇于他的人格与遭遇之外，我还更多了一层个人的关注与好奇。在看到介绍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参与上海党的地下活动时，我留意到，他是和我父亲同时，由延安派来的刘晓和当地的王尧山一起亲自审批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的第一批二十几名党员中的一个。虽然他们二人后来的人生道路各有不同，但顾准和其家人与后代的不幸，其实也完全有可能落在我父亲和我们全家身上。
　　
　　    少年奇才顾准，比我父亲只小一岁，19岁那年写成的《银行会计》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以“大学丛书”名义正式出版。其实他自己并没有进过大学，初中毕业后就进了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做学徒，全凭聪敏好学，自学成才。结果上海好几家大学纷纷请他去讲课。中间还有过小插曲，大学看他太年轻，不肯接纳，会计所的老板潘序伦告诉他们说，目前国内只此一人能讲授，你们别无选择。
　　
　　那一年（1934），顾准不仅登上了大学讲坛，还在上海青年会组织的读书会中找到了共产党的组织，并于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因组织被破坏，流亡北平，适逢“一二•九”运动。次年，又和夫人汪璧回到上海，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工作，任党团书记。不久，又被分配到“文委”工作，与孙冶方一起领导王元化等人开展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这其间，我父亲也曾在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和难民工作委员会先后担任党组成员和书记，和顾准应该说是老战友，虽然可能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而相互并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和真实身份。1940年，我父亲受命潜入南京开辟重建地下党的组织工作，而顾准则被调往苏南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担任财经处长，“直接在谭震林、李一氓、黄克诚等新四军有关领导人的领导下工作”（《顾准再思录》，罗银胜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1943年，顾准奉命赴延安工作，并得到陈云的赏识。
　　
　　    抗战胜利后，顾准回到华东解放区工作，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便担任了“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财税行政长官----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长”。这一切，都看似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可是万没有想到，会在仅仅三年之后，就风云突变，莫名其妙地被在报上公开点名、撤销了职务。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征税的方法问题上。罗银胜写道：按照某些领导同志的意见，征税，应实行纳税户“自报公议”、“民主评议”的方法。但顾准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上海大部分工商业户都有账册可查，应当依法交税。顾准的意见既得到陈毅市长的首肯，也得到过陈云在中央会议上表态支持。可是到了1952年2月，却突然因中财委领导的到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树为反面典型。“《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顾准耸人听闻的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
　　
　　    至今仍然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是，据书里介绍，对顾准的撤职处理，竟然找不到任何党内文件依据。几十年后平反冤假错案时，也只能说是改正《解放日报》上所宣布的处理。这又让我想起我父亲的一则亲身经历。颇似当年的顾准，我父亲在南京解放后以刘伯承为首的军管会中被任命担任房地产管理处第一处长，军管会副秘书长等职。可是后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继任南京市领导的柯庆施，一次偶然动怒，竟当面威胁要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点我父亲的名。后来幸而因为他不仅书写了“深刻检讨”而且及时向派来调查的专案人员说明了原委，才免于一难。而顾准一案至今让我疑惑的是，当年究竟是谁持了“上方宝剑”落到了这位无辜者的脖子上（罗银胜语），我翻遍了全书也不得而解。从后来的情况看，顾准并没有在政治上被置于死地，肯定不是“钦定”的“罪臣”，否则国家建工部也不敢在1953年调他到部里任财务司司长，在陈正人部长、万里、周荣鑫副部长领导下工作。为什么不把这位引来顾准一生遭难的始作俑者的名字公布出来示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