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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伪“三人谈”

      《午后的岁月》是叶兆言和他的老同学、好友余斌的对话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由于我和他们是同乡,而且书中写道,他们的对话都是用南京方言进行的,于是当我抓住这本书在手里闲读时,便有了亲临其境的感觉。何况去年我回国时还有缘和他们在一起吃过一顿饭,读起来就时不时有一种跃跃欲试想要加入谈话的冲动。所以姑且把这里记下的一点杂感称作伪“三人谈”。
  
      我们除了在同一座城市里长大,还有许多相似的经历。叶比我早一年中学毕业,余大概比我晚一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我首批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叶当时名落孙山,颇受刺激。据说当时“想上大学的欲望那么强烈,甚至超过了性冲动”。第二年他终于考上了南京大学的中文系,和余成了同学。叶的父亲和爷爷本来都反对他念文科,可是由于眼睛不符合理工科的体检标准,只能报考了文科。我和他还有一层相似的背景:他从小在锡剧团里长大,而我是在越剧团里长大的。不过我最近了解到,他后来是见戏就躲,看腻了,看怕了。我却至今都还在痴迷,常常在美国一个人关起门来过戏瘾。
  
      这种反差之大,有时实在令人诧异。他在中文系课堂里念书不甚起劲,暗地里下死功夫学古文和英语,而且居然直到大学三年级之前都没有完整读过《红楼梦》。我在外文系里好高骛远,不光课外读英文原著,还啃《红楼梦》,刚毕业就混入《红楼梦》研究学会,捞点虚荣。更有趣的是,他那时就一眼看穿并看轻欧•亨利的小说,而我却因为迷上英文教材里的两个短篇,特地托人从南京图书馆长期封存的日伪时期东亚同文书院留下的一批书里搜寻到欧•亨利的英文全集捧回家中通读。


  
      更有趣的是,叶兆言的英语没有学下去,后来统统忘光,可是他却说:“我想我的世界观,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都是外国作品给的”。不仅如此,他还认同王小波的观点,认为他们的文学师承和语言基础,都是从好的译文家那儿学的。后来在余斌的不断追问下,叶也只是承认他后来又从《儒林外史》和《金瓶梅》那里学会一些好的汉语文字。这让我忽然意识到当代中国作家受外国文学影响之深,可又不是从外国语原文得来的。不像现代文学里那老一辈或者说爷爷辈里有一批真正精通外国语的人。
  
      这一结论看似有些像传说中的九斤老太,仿佛一代不如一代。可是叶兆言又在书里拿出另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佐证。他说从章太炎、康有为算起,到鲁迅再到他爷爷(叶圣陶),接着再往下算,可以数得出六代文人。而他们的素养和学问,至少是专指旧学而言,竟是越来越差。“对于后一辈人而言,前一辈人就是厉害,不可超越,而且绝对是大师”。“这几代人为什么快速地颓败,一代不如一代”?我对叶兆言的这一观察,可以说是深切地感同身受,可是却也无法解释。不过且慢,我好像忽然从下面的故事里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叶兆言中学毕业后,曾经到北京和他的祖父叶圣陶生活过一年时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年实际上我是爷爷的秘书,我照顾老人家,听他聊天,陪他去看他的朋友,在他的身边乱看书”。“我和祖父相处了一年,想想这一年我别的不学,跟随他练练毛笔字也好啊,可是我祖父很固执,他自己天天写,却反对我们小辈写,他觉得这是一个过时的东西,应该淘汰”。读到这里,我忽然会心一笑,几乎忍不住想要开口加入他们的谈话,对他们说:啊,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正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处于时代的巨变中,尤其是从文言到白话的过渡。全社会的现代化和西化,是历史的大潮。置身于这样的巨变中,放弃传统、变革传统,才被视为顺应历史的潮流,才是有识之士。因此连毛泽东也是一边自己写旧诗、一边不主张年轻人去学写。所以上一辈人自然是大师,下一辈人绝对无法超越。
  
      这样“与时俱进”地一想,似乎对于国学的式微也就可以释然。不过对于当代中国作家只从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里接受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还一时辨不清究竟是福是祸。其中到底有无指鹿为马、橘枳之变呢?更有趣的是,如今的翻译作品质量之差,已经可以说,几乎到了外国文学不再有可能像上个世纪里那样影响当代中国作家了。何况除了翻译质量,整个历史潮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已经不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西渐了。正如叶兆言在书中指出,80年代里的中国作家还是蛮虚心的,90年代里已经不虚心了。所以便有了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成为一个“痒”、一种“痛”。用叶的话说就是,“很不虚心,自以为是。一方面很急,一方面很不虚心了”。
  
      好在叶兆言本人还没有失去这份虚心。他推崇的是齐白石的“两方章”:一是“不知有汉”,二是“见贤思齐”。闷头写作时“不知有汉”,“平时阅读中遇到好的让我拍案叫绝的东西就要去学”,“看到好的东西就羡慕得不得了,恨不得做你的徒弟、做你的门下走狗”。他的小说我至今也没读过,只是看过他的散文。有一本《闲话三种》(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我非常喜欢,特别是因为他在书里对南京的文化人文分析得颇为精辟,诸如苏南来的、苏北来的、和本土南京人的集体性个性心理之差异。
  
  《午后的岁月》里,他还提起周作人讲到过为人为文的三种情况:“一是为人放荡而为文拘谨;二是为人谨慎但为文放荡;三是为人为文都放荡”。他说他自己倾向于第二种,“在做人上我不愿意放浪形骸,但在为文上我宁愿写砸,而不愿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看到这里我自然也是要“见贤思齐”了。
  
  2011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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