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好比串门，这是杨绛年轻时发明的譬喻。既可以倾心交谈，也可能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样的形容很是精彩，但是也有缺陷。串门时若是话不投机就走人，有可能得罪人，读书就没有这种负担，随时都可以放下，并没招谁惹谁。而读书遇到知己，却只是一厢情愿，剃头挑子一头热，作者毫不领情，或者说毫无知觉。这也是读书时的一大遗憾。
　　
　　    这些年来活跃在出版界、喜爱编书的，除了一个陈子善以外，还有一个叫止庵的。昨日邂逅他的一本《茶店说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首先从后记中跳入眼帘的，是说人们往往称其为“书评人”或“书评家”，而自觉“怕担不起这名目”，因为据查《现代汉语词典》，书评是“评论或介绍书刊的文章”。止庵说他“所写评论不多，更少介绍”，“只是写些因读书而生的想法，或涉事实，或涉思想，或涉生活，肤浅支离自是难免，但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不动笔的”。就凭这段文字，我倒是想要认他作一个知己，因为这也是我写文章的起因和目的，因而完全跳出一般书评的窠臼，亦或可以算作是一种相同的志向吧。然而看完全书则知道，他在国内早已是小有名气，拥有“小众”的读者，还有一帮精英朋友，可见得像我这样“闲”居海外，甚至是“反客为主”、早已归化美利坚的人是不能与他同党了。更何况他又是周作人的铁杆粉丝，若是看见我曾写过的《三探苦雨斋》这样的文章，怕也更不会想要将我这样尚不够铁杆的扇子纳入其党。
　　
　　    读书是我们的共同爱好，而且我极其佩服止庵的读破万卷书。古今中外，博览群书，在这方面也的确是继承了苦雨斋主人的传统，堪称独步书林，冠压群芳，很是令人羡慕。读到他对侦探小说的点评，我更是暗自思忖，不知我用英文写就的《新狄公案》会不会入得了他的法眼。按其对侦探小说的分类，传统或曰古典派的侦探小说，只是一场智力游戏，而另一派，所谓“硬汉派”或以“现实主义”形容的一类侦探小说，则“甚至完全可以当作纯文学作品来看”，因为已经不止满足读者阅读需要中的“消遣”一项，亦能满足“欣赏”的需求。看来我的这本习作亦可划归后一类了，甚幸。
　　
　　    与我所信奉的“开卷有益”不同，止庵抱定了非好书不读的宗旨，甚至因此而“悔其少读”，比如当年读过的苏联文学，包括《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其实还应该有一部《多雪的冬天》，他大概忘了列举。他之所以后悔，是因为“当时颇为书里描写的英雄和标举的理想所鼓舞，自然认同其宣扬的意识形态了”。这样理解，不无深刻的一面，但若深究起来，不光有事后诸葛之嫌，而且缺乏历史眼光。这批作品在苏联的历史作用我不是太清楚，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无疑起到一种借助钟馗打鬼的功效。批评本朝本府被视为禁忌，揭露一点前苏维埃的现实与此种制度下的无奈，恰恰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为后来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应该说是功不可没，又何必悔读呢？当然，今天的读者和评家，一般都不会再去认真研读这些作品，除非是从我上述的历史角度来欣赏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大约也正是由于缺乏上述历史感，才会在2010年爆发了止庵与黄裳之间的一场笔战。按说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笔墨官司，因为在老一辈里像黄裳这样博览群书的人已是屈指可数，而我辈中能像止庵读过这么多书者亦是凤毛鳞爪。又都是推崇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文章的读书人，而且从写文章的范畴志趣以及喜好版本比较等作文风格来言，二位堪称同道，恰恰是两代人中最能代表和体现周作人文章风格的两位。怎么会刀笔相见、大水冲到了龙王庙呢？起因看起来是由于止庵崇拜周氏兄弟中的二先生胜于大先生所致，而根子却在于少了那么一点从历史角度看问题的全面与宽厚。以至于向黄裳先生泼墨，指斥其“思想很左”，“时代过去，局限仍在”，结果引发黄裳著文回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遗世独立、坚持着一贯信念的“反‘左’遗少”的影子。不能不叹为现代奇观。至于不时发些牢骚、发表旧信时加上一句带刺的叹讽，则是小小手法的习惯性发作，不值一说。但小小“闲言语”，其中却藏着“杀机”！
　　
　　    看来同好之间也会不同趣，同为读书人，立场观点方法都有诸多不同。纵观黄裳先生一生作为读书人的历史，我倒是宁可高攀、愿做其同党的。撇开黄裳止庵之争不说，就是我与止庵之间，似也有许多同异值得辨析把玩。应该说，当我看到止庵如下文字时，我是心中认可的。他说，读书之道在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读书所得容与他人看法相似，写下来却要有点一己之见”，“文章自应讲究写法，至少也要做到文从字顺。是以读得多，写得少，在所难免”。他还说，“对我来说，读书好比与作者交谈；倘若论家有所评说，则又像是与他们商讨。别人能够说服我者甚多，偶尔不尽同意，我也不妨申说几句”。“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我读书的最大乐趣所在，至于写作，究为余事”。这最后一点，倒是与我迥异。因为我读书的最大乐趣，并不在与作者或是评家争论，而完全在于能够从书中（尤其是字里行间、边边角角处）看出一些人物嘴脸、世态人情、时代变换、与历史的修正。
　　
　　    正是由于“趣”之所在不同，虽是同读一本吴学昭写的《听杨绛谈往事》，止庵注重的是，分析出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乃是从杨绛处听来的往事，而对其它大量篇幅的概述与评论则不予恭维，甚至嗤之以鼻（见《“听”与“谈”之外》一文）。这样的见解，或许是颇为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然而我的乐趣却完全不在于此，而是得以从蛛丝马迹中看出他们那一代著名知识分子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正如我在《往事细如丝》一文中所述，“今天汗牛充栋的历史著述和个人回忆中，人们往往只能见到，在政治斗争的压力下，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或是相互攻犴的惨烈事实。而关于相对和平年间，这些大儒们究竟如何相处交往，则鲜有记录。这本书，仿佛一阵轻风，掀开学子园中的一角，让人见到一丝端倪”。“历史的精彩，往往就在于这些点滴如丝的逸闻旧事。它不仅让我们看见历史风云的巨雷阵阵，更让我们品出人性的千姿百态，了解儒林内部的高低虚实，感悟人生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复杂微妙。真是要再次感谢百岁老人杨绛所讲的人生故事，它让我透过如丝往事看到了这样精彩的一笔”。可见，一样的是好读书，趣实不同，而所得殊也。志似可同，却也惜不同党。
　　
　　2011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