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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神话•科学•事实

      万事开头难。自从上一回首次阅读《上海书评》第14辑《复数的自由》,因编排体例不适应而一时找不着北以后,这回邂逅第12辑《两百年的孤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随手借回家中阅读,早已有头回生、二回熟的感觉,仿佛已了解到门径,驾轻就熟起来。况且在扑面而来的第一板块《访谈&口述》中,就遇上陈平原、张隆溪这两位当年我在做学生时就在《读书》杂志上经常拜读其专栏的人物。那时写专栏的还有两位老一辈的学人,董乐山、董鼎山兄弟。董乐山先生如今已经作古,董鼎山先生依然老当益壮,还在为美国《侨报》的《纽约客闲话》专栏撰稿。承蒙他曾两次专稿赞誉过我的散文集《闲书闲话》和《地老天荒读书闲》,令我倍受鼓舞。
  
      话归正传。如今身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开口自然不俗,重提北大百年校庆时他曾说过的老话,指出北大中文系不应该与哈佛东亚系比,那没有意义,“要比就得跟耶鲁英文系比,跟巴黎第四大学的法文系比,跟东京大学的国文系比,跟莫斯科大学的俄文系比”,“我想强调的是,本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除了传递知识、培养人才,还有义务介入当下的社会进程,在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以及文化创新中发挥作用”。能有这样的使命感令人敬佩,只是不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大学的中文系主任认同,又有多少中文系师生响应,更不清楚能得到上方多大范围的允许。结果能有多大可为,只能说是翘首以盼。但愿不是“神话”,而能成为事实。


  
      张隆溪已经在美国教了十几年书,讲话至今还像当年那样,常常一语中的。例如他说,“老派的比较文学讲究实际的接触、联系,一个作家读过哪些外国作品,受了哪些影响,这是历史的实证的比较;后来美国的比较文学倾向于不同体裁、主题的比较,甚至文学与其他学科比如音乐、哲学、宗教等等比较。但对于中西比较来说,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中国的文学和西方比?在什么基础上比?比较文学最忌讳的就是表皮、肤浅、牵强附会的东西”。这倒是一句“科学”的大实话。我看了不免要替还在念比较文学的学生着急,论文不知该如何写才好。
  
      作为一本曾经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专栏上发表过的文章汇编,书里自然会出现一大批名家高手的名字,例如董桥、叶兆言、朱天文、刘绍铭、黄裳、陆谷孙、林达、张大春、林行止等,还有止庵、小宝、小白、乔纳森这几位的名字和文章也挺惹人注目。但最引起我兴趣的是林行止的一篇《从肋骨到软骨的造人“神迹”》,说的是当初上帝造人,先是造了男人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夏娃。这是圣经上说的,是“神话”。自从有了现代医学,可以开刀、解剖、甚至还有X光,科学早已证明男人并不缺少一根肋骨,似乎这“神话”也就不能自圆其说,不攻自破。
  
  不料到了二十一世纪,忽然有两位生物学家发现,几乎所有雄性哺乳类动物的生殖器官都有软骨,唯独人类和蜘蛛猴例外,他们同时发现,所谓用亚当肋骨造夏娃的神话,原来是公元二世纪希腊人翻译古希伯来文《圣经》时出的错,误将软骨译成了肋骨。据此,“他们认为大神耶和华造人,用的不是肋骨而是软骨”,也就是阳具中的软骨,所以男人的那话儿,如今都是没有软骨的。读到这里,我不能不拍案惊奇。这可真是太奇妙了,不仅修正了《圣经》翻译中的错误,导致改写“神话”,更是挑战了科学,因为它为修正后的“神话”找到了科学根据,大大增加了“神话”的可信度,给早已遇到多重挑战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再次制造了麻烦。不过且慢,不是还有蜘蛛猴吗?它的软骨哪里去了?科学家们会不会也来修正一次,说人不是由猿猴而是最早从蜘蛛猴进化演变而来呢?这故事看来还真有一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味道。
  
  放下真正的科学与神话不说,在人文历史方面,还真有不少“神话”与事实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也就有了不断修正和还原历史的可能。究竟是越修越正,还是渐行渐远,就成了十分耐人寻味的一件事。就在这本书里,就有不少这类耐人寻味的地方。
  
  例如,学术泰斗陈寅恪曾被传闻“通三十几种外语”,颇近“神话”,可是李幼蒸在《忆往叙实》(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里却对此提出质疑和挑战,并用自身学习外语的体验和陈寅恪自己说过“至外国文字弟皆不能动笔作文”以及“弟英文不能动笔”为依据,而推论陈寅恪“是否精通了一国外语还不好说”。其实,这样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否科学也还真不好说。陈寅恪先生曾经游学好些国家,学会阅读多种外语,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英文不能动笔的自谦,到底虚实如何,也还真难论断。所以高山杉在书评里对《忆往叙实》也提出了质疑。
  
  个人学问大小、学术水平高低,其实还算小事,有些大事的“神话”与事实之间的出入,应该说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颇为关注和欣赏沈志华先生近年来对于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也欣然在这本书里读到对他的访谈。他的研究为我们走出“神话”、走进事实,非常有帮助。这次访谈里就涉及到这场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最后的结局当然是讲和,而且至今没有和平协定,只是停战协定而已,但是据沈先生说,在赢得了开初的两次战役之后,“1951年初的时候如果接受了联合国十三国的和谈建议,我们当然算赢了”。如果是那样的结局,当然应该对中国更有利,可是偏偏那会儿由于金日成想“一鼓作气把美国赶走得了”,斯大林要让中国“趁热打铁”,而“毛泽东对战况过于乐观”,最终还是“白白又多打了两年多”。这是沈先生的结论。不过我认为,除了“乐观”以外,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的死,是否也具有影响力呢?我倒是想要听听沈志华先生怎么说。如果一个人连打了两次胜仗,可是儿子却在其中阵亡了,他会愿意在此时此刻停战讲和吗?


  
  这本书里插图照片不是很多,但是有一幅小丁(丁聪)画的鲁迅肖像工笔画,和一幅安迪所绘周作人像,却是形似、神似双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关于这两位大师的“神话”与事实的厘清,恐怕也还要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以我之愚见,这二位人物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倒是已经让这两位画师捷足先登,十分传神地表达了。将来能够还历史原貌的文字叙述,无论怎样修正,恐怕也不过就只能达到这个地步,很难想象可以推翻亦或是胜出这二位妙手丹青笔下的人物造型。
  
  2011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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