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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大断裂,小团圆

      不久前曾以“小团圆,大断裂”为题,写过一篇围绕张爱玲《小团圆》的文章。刚好只需要调换一下位置,就可以做为另一个标题来用。这一回读的是老鬼的《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封面上的一句简介,似乎完全是多余的废话,“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只要是个人,谁还能完美无缺?封底四行简介,倒是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句句是实,画龙点睛,“一个母亲的真实一生,一个女作家的里里外外,一个知识分子的曲折历程,一个巨变时代的百态写真”。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无疑是所谓红色经典中的重要一部,据老鬼介绍,还是其中世界范围影响最广的,被翻译成18种文字,到1990年为止,已经发行了500万册。和其他红色经典相比,它无疑更具世界性,因为爱情主线比较突出,容易克服因为民族历史知识的局限而造成的阅读障碍。用儿子老鬼的话来说,就是“靠一个有小资味儿的女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经历,抓住了读者的心”。
  
  小说1958年出版后,作者一举成名。有17岁的天津读者来信说,“您作我的好妈妈行吗?请答应吧”。有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的向她学习”。
  
  小说出版后的巨大成功,是作者本人和出版社都始料不及的。手稿的出版,还曾有过相当曲折的磨难。一开始作者将手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答复是让作者自己先找名家看稿,于是把稿子交给阳翰笙,由于工作太忙顾不上,大半年后才转托另一位专家。后来就被出版社压了下来。最后还是转托秦兆阳交给了作家出版社,稿子才总算得见天日。
  
  小说为什么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老鬼似乎将其归功于生活,也就是他母亲那不太平凡的亲身经历。“牺牲的战友不时在脑海浮现”,从在北平结识了一批左联学生运动里的人物起,杨沫的生活就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变化,结识的共产党员陆万美、许晴、宋之的、路扬等人深深吸引了她年轻的心。《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情节就来自于陆万美的经历。
  
  老鬼说母亲“渴求动荡,不甘平庸。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杨沫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白杨也劝她与张中行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不久以后,“热情奔放的母亲,见到了共产党员马建民之后,由敬佩转为爱慕,三个月就与之结合。应该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
  
  如果老鬼的书只写到这里,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也就轻易接受了这一简单的逻辑,甚至沉浸在对红色青春的激荡缅怀之中。可是,接下来的故事,让我们走出了这一传统包装,看见了更加精彩丰富的生活本身。
  
  首先我们了解到杨沫与路扬之间的一段罗曼蒂克的友情。解放后,杨沫还曾忽然收到路扬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写来的信。于是,“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现在终于借着写书,有个机会发泄了。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
  
      而这时与丈夫的关系,则很不融洽,“他们俩个性、志趣、嗜好差异很大,隔长不短要吵。母亲爱吃零食,父亲一点不吃”。“母亲有小资情调,多愁善感,父亲严肃沉稳,很少激动。母亲喜欢文艺,父亲却毫无兴趣,对母亲写的东西看也不看”。据说杨沫曾十分气愤地嚷道:“什么夫妇,还不如同志,朋友、邻居!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爱,还谈什么爱人民!”杨沫还在日记中写道:“他不但对我不好,对孩子,对他父母,对他朋友”,“全是冷冷淡淡的”,“睡觉时,他在外屋,我在里屋,虽然一起生活,可是我们的心灵隔的远远的”。


  
      《青春之歌》发表之后好评如潮,可是想不到又节外生枝。《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工人郭开的批评文章,本意原本暗含对郭开的观点不赞同,却引起一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大辩论,虽然大部分人并不支持郭开的观点。郭开本人再次撰文表示,“林道静不是共产党人的典型,而是一个由愤世嫉俗才参加革命,企图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她没有认真的和工农相结合,而只是和个别知识分子党员接触,没有很好的到群众斗争的烈火中锻炼”,“身上的地主阶级的烙印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
  
      虽然郭开的观点当时并没有占上风,但杨沫其实是真心接纳了其中的许多看法,并据此改写了小说,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情节。我还记得后来有过叫这个名字的戏剧被搬上舞台演出。更为重要的是,后来的历史走向,恰恰是顺着这一思路而去,愈演愈烈,最终走上了“文革”时期的彻底荒诞。
  
      其实,老鬼这本书的精彩和价值,正是通过呈现这三条断裂的主线,将一个耐人寻味的充满多重矛盾的客观世界展露在读者面前。这断裂的三条线就是:杨沫当年的向往进步,一心向党;个人生活的阴霾沉郁以致病态;社会公众生活的极端化与日趋荒诞。
  
      第一条线,早已通过《青春之歌》而家喻户晓。第二条线,老鬼做了详细的叙述。杨沫夫妇不仅夫妻之间早已缺乏感情,而且夫妇二人同时对子女冷漠虐待,几近残忍。孩童时代的老鬼,曾经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状告父亲的毒打。之后,虽然“父亲再也没打过我”,“小胖取代了我,总挨打”。除了小胖姐姐,大姐徐然也曾被母亲打得“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书中列举了大量缺乏母爱的事例,相当触目,这里不再罗列。至于杨沫个人感情世界与生活空间,还有许多更加鲜猛的爆料,恕不再抄。
  
      第三条线,凡是经历过或了解“文革”时期的人都很清楚,而老鬼的书里只是揭示了一些有关杨沫的戏剧性情节。例如,“文革”中张中行始终没有揭发过杨沫有任何问题,总是宣称她比自己进步革命,而马建民却交代说“杨沫38年混入党内”,原来当年在介绍杨沫入党时做过手脚。1936年认识杨沫以后,一方面自己暂时没有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一方面杨沫怀孕临产而又急迫地希望加入党组织。于是马建民在自己刚刚恢复组织关系时就哄骗杨沫说她也被吸收入党了,其实是1938年才正式向组织汇报介绍杨沫入党的。得知这一事实真相以后,杨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非常震惊,也非常痛苦”,“马建民骗了她30多年!”想不到荒诞的岁月竟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随着岁月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杨沫与儿子老鬼之间终于恢复了一点亲情,算是有过一定程度的小团圆。但是上述三条主线的大断裂,可能至今尚令人费解。可是也恰恰正是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才能更深刻地促使人们反思反省历史的发展。在杨沫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那么这种教育与后来发生的一切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
  
  何况事实上老鬼说他当年崇拜解放军,“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可见这无疑是主旋律中的一个声部,只是不属于激越的那一部分而已。当然,“文革”后的老鬼,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976年正在写作的《血色黄昏》被母亲认定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
  
      不过,我却有些诧异地发现,直到本书的结尾,作者老鬼还坚持认为他母亲的一生有三个亮点:离开了张中行,写出了《青春之歌》,晚年走出了极左桎梏。作为个人的层面,也许这三步人生之棋都是对的,的确是三个亮点。但是在社会的层面,难道这三点之间没有形成某种悖论,值得反思吗?个人的三点也许还能算是连贯的,而社会的三点则分明有着大断裂与某种回归。如果仅仅陶醉于个人的三个亮点,恐怕还不能算是认识上的提高,因而也就还够不上心灵上的透亮。
  
  201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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