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艰难的写作。最早萌发写本书的念头大概是在2008年的那个夏天。当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许多貌似强大的美国跨国企业巨头在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
　　
　　资本在人性贪欲的勾引下，彰显了它最狰狞的一面。那些许多无辜的中小企业因此被牵连，纷纷破产。许多人不得不走上街头，重新寻找自己的饭碗。不良大企业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开始凸显。
　　
　　随着商业在这个社会扮演的角色的加重，大公司开始成为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社会机器零件。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世界的繁荣与萧条，合作与对抗，进步与危机，它们都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由此可以上溯到100多年前，中国驻西方四国公使薛福成所言：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大公司和企业家。他们的成功在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一代年轻人膜拜的新偶像。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欧元之父的蒙代尔说的那样：从历史上看，企业家至少和政治领袖同样重要。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曾经让欧洲变得强大，让美国变得强大，如今也正让中国变得强大，他们是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人物。
　　
　　事实上，从政治的本质来看，我以为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生活，一种基于物质的民主体验，而不单纯是空洞说教的政治概念。政治的最大平等和民主，其实就是经济上可以自由缔结契约的平等，离开任何经济基础的平等，其实都是虚妄与肤浅的无知想象，都是一条通往社会末路的“奴役之路”。
　　
　　在美国，一个基本的观点是，拥有财产或者至少可能获得财产的独立公民，才有能力来进行自我管理，有能力投票并组建他们的政府。
　　
　　为此，美国独立战争的著名政治领袖富兰克林写了本风靡全球的小册子《穷人理查德年鉴》，来说明政治民主的本质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之上的。
　　
　　2010年，当我在梳理写作中国历史变革史时，却意外发现，在中国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口，商业总能成为政治的暗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治格局的走向。
　　
　　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型记录片《公司的力量》，第一次系统性地阐释了世界公司与中国大企业的历史演变。
　　
　　今天，我们在津津乐道中国著名企业家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创造奇迹的特殊土壤。
　　
　　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中国企业在过去三十年创造的“奇迹”其实不是奇迹，而是借种种不可重复的机遇、遗产和“便车”之力实现的高成长甚至是高掠夺、高攫取。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接轨，这种特殊的土壤不复存在。中国企业今天遭遇的挑战，首先是因为这些因素要么消失，要么所蕴藏的能量已释放殆尽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这些天赐的机会要素里包含着抑制企业内在能力生长和发育的毒素，这是中国企业需要为奇迹般成长支付的巨大隐性成本。
　　
　　于是，对三十年间中国典型大企业进行深入的回顾与展望，便成为了我的新使命。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完成不朽的经济学经典著作《通论》后，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寻找一条商业的文明之路，因为只有它才能够维系少数人的心灵。
　　
　　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在三十年间创造的巨大奇迹与它们在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之间，有着潜在而深切的关联。
　　
　　换一个角度看，“后发优势”同时就是“后发劣势”，“富饶的贫困”隐含着“贫困的富饶”，“便车”既是一种福音也是一种诅咒。
　　
　　在中国进入第二个改革开放30年的关键时刻，中国这些大企业的领袖能否带领自己的公司，跨过那深不可测的“卡夫定峡谷”，在世界的舞台上，成就中国伟大公司的梦想？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