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 第2章解玺璋：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 - 史客1201·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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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七章

　　
　　他希望读书能成为一个人修身养性，为人生确立安身立命之道的途径，他说：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6页）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显，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寄希望于青年，但青年人要想担当起再造中国文明、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就不能只读西洋书，鄙弃中国书，特别是中国的古书。针对当时社会上激烈反传统，反对读古书的风气，他说：“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3页）话说到这个份上，是很有些辛酸的，很难想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本民族的心里，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最大、最深刻，也是最沉痛的悲剧。梁启超也曾主张学习西方，他也曾做过多年的“搬运工”，把西方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但自从游历欧洲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自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拯救人心，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他告诫那些将要出国留学的学生：

　　
　　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七十一，27页）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胡适并没有做出回应。实际上，在中国留学生必须读中国书这一点上，他和梁启超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在给《清华周刊》记者的复信中就曾指出：“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胡适：《读书与治学》，209－210页）很显然，除了在读什么书、为什么读书和怎样读书等具体问题上二人有一些分歧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分歧，所坚持的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遭到了来自鲁迅、陈独秀、钱玄同、吴稚晖等激进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吴稚晖就把梁启超与胡适视为同党，他以轻蔑嘲讽的口气说：
　　
　　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恶当，公然把他长兴学舍以前夹在书包里的一篇书目答问摘出，从西山送到清华园，又灾梨祸枣，费了许多报纸杂志的纸张传录了，真可发一笑……他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都还要得。后来许多学术演讲，大半是妖言惑众，什么《先秦政治思想》等，正与《西学古微》等一鼻孔出气。所以他要造文化学院，隐隐说他若死了，国故便没有人整理。我一见便愿他早点死了。照他那样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张君劢等著：《科学与人生观》，301页）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革命前辈，年纪比梁启超还大，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蒋经国的老师，他去世时蒋介石题词“痛失师表”。他还是有名的“疯子”，喜欢骂人，有时骂得很爽。据说有一次在东京学生大会上骂慈禧，骂到松了腰带，裤子掉了下来，他提上裤子继续骂。他年轻时也曾崇拜康、梁，自称维新派小卒，后来追随孙中山，成了革命党。他骂梁启超，固然有痛恨中国旧文化的理由，但其中也夹杂着很深的党见和宿怨，以及对梁的误解和误读。梁启超并非是个守旧的人，他只是觉得，以旧文化排斥新文化和以新文化排斥旧文化，都不是很好的办法，都有害于中国文化的建设。他主张采取调和的、兼容的、共存共生的办法，以为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世界上发生影响。由此可见，梁启超的眼光比新文化派和旧文化派都看得更长远些，也多亏了有他和胡适这样的提倡者、维护者，为中国文化保存了一些根柢。假如真像吴稚晖辈所言，把“线装书扔进毛厕三十年”，三十年后又将如何，恐怕还要从“毛厕”里拣回来，打扫干净，平白的费了很多功夫。
　　
　　说到新旧之争，梁启超是过来者，他也是信过进化论的，以为新的一定能胜过旧的。而且，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学革命”，梁启超都是发动者和倡导者。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他对文化革命中的过激态度和行为则多了几分忧虑和不安，他担心，对待文化传统的偏激，也许会使中国人丧失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他总是试图调和新旧之间的矛盾。在白话诗的争论中，他也是这样做的。1920初，梁启超旅欧归来，恰逢胡适首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他居然挤出时间读了散发着墨香的《尝试集》，并致信胡适表示祝贺：“《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杜春河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1234页）我们尚不清楚梁启超是从什么渠道获得胡适这部新著的，也许是在某个饭局中胡适送给前辈“批评指正”的。不过，梁启超的态度应该让胡博士感到欣慰，尽管他已得到周围朋友普遍的赞扬，但毕竟这是从另一阵营传来的声音。他批评那些守旧的老先生，“忽然把他（指白话诗）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页）这些守旧的老先生多是梁的旧友，他们正翘首以待梁任公归国，要他担当起纠正文化发展方向的重任呢。恰如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记载：“是时绩溪胡适教授北京大学，力主以语体代文言，号新文化，群士方望梁归，有以正之。”（李肖聃：《星庐笔记》，38页）但梁启超却让老先生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们或许忘了，梁启超是最善变的呀。他一回国，就敏感地发现了新的时代正呼唤着新的文化，白话诗正是新文化的代表；何况，他引为自豪的是，他不仅不是白话诗的反对派，17年前，在《新民丛报》上，他就说过白话诗应该提倡。言外之意，你们现在搞白话诗，还要尊他为前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