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第4章叶观澜：朱启钤与雍剑秋：交通系大佬与军火贩子 - 史客1201·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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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四章

　　通过这种交易，交通系无疑多了一种不同于财经、外交的政治筹码，使得袁世凯、段祺瑞等人愈发倚重交通系。
　　
　　除了政治上给整个派系带来的巨大收益外，雍朱二人的私家财富也因此而爆增。
　　
　　特别是袁世凯称帝前的1915年秋天，为了对付称帝后可能遭遇的武装革命，袁世凯急需购置一批军火，于是把雍剑秋直接叫去，密嘱一番后，便递给他一张总价千万元的军火订单，并预先支付给雍数百万元的定金。由于此事袁世凯不愿让段祺瑞控制下的陆军部经手，而是以总统府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的名义，要雍只和捷成洋行总经理纳尔德一人密谈，所以很是机密。
　　
　　此时欧战已起，德国正在打仗，本身对枪械的需求量大增，袁世凯所要这笔为数甚巨的军火，艾哈德兵工厂应付甚慢，等到袁世凯身败而死，也仅制造出一部分，大约价值二百万元。随着军火交易的意外中止，雍剑秋便将剩余定金私自独吞了。
　　
　　这笔定金到底价值几何，外人不得而知。但黎元洪上台后，作为筹办帝制大典的主要负责人朱启钤遭到通缉，雍剑秋受其影响，与朱一起逃到天津租界后，两家生活较之先前愈加富足。
　　
　　雍到天津后，除了在天津租界、北戴河、上海等地购进大量地皮和房产之外，还将一些地皮赠送黎元洪总统等其他权贵要人，以堵流言，逃避追查。朱启钤从中也受惠多多，北戴河的土地，后来便由他和雍家共同经营。由此足见这笔定金的数额之巨。

　　
　　息影津门后，朱启钤除了1919年那一次受邀担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外，基本远离了政治，而是将人生兴趣转移到兴办实业和研究中国古建筑、织绣、漆器等艺术方面去了。特别是收藏研究，著书立作，颇见成绩，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的大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和文物收藏家。不过，若论此间成绩最大、影响深远，还得要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
　　
　　1930年2月，朱启钤在北京宝珠子胡同7号自己的寓所内，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主要以中国古建筑、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中国古建筑实例开展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定期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除社长朱启钤外，只有社员三人，后来在朱启钤的努力和影响下，该社争取到中美、中英庚款的经费支持后，原有营造学社社员（除职员外还包括挂名或不挂名的评议、校理、参校）从最初的43人到1937年翻了一番，增至86人，其中著名成员有朱启钤，梁思成，林徽因、李四光，范文照，刘敦桢，李济，王世襄，叶恭绰、费慰梅，任鸿隽，陶湘，朱家骅，张学良、张文孚等。这些人当中，细细数来，并非都是能够贡献专业力量研究建筑的学者，还包括许多政商两届的大腕和其他文化名流，如政界有张学良和前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叶恭绰等，商界有中兴煤矿大股东张文孚等，文化名流有考古学家李济、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乃至后来名动京城古文物收藏界的一代玩主王世襄——也许可以说，正是加入该社，王世襄耳濡目染，乃致有后来的斐然成就。从人员构成上，可见该社发起成立之初，朱启钤用“营造”而不用“建筑”命名，便存有兼容并包的的深意，他希望学社不局限于建筑一体，所有工艺类的艺术，比如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等等，都囊括其中，甚至一些民俗民歌，朱启钤也立志“旁搜远绍”，其目的就是要彰显建筑与文化之关系。

　　
　　只是该社成立之后，由于偏重于中国古建筑方面的调查研究，并培养了梁思成、刘敦桢两位近代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人物，而被人们更多地与建筑方面的成就联系在一起。
　　
　　刘敦桢，为今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前身的中央大学建筑学系的开创者，其名在今，除建筑学界外，几为历史淹没，时下多有不熟悉者。相对刘氏而言，梁思成，这位清华大学建筑学系的开创者，更多地为后世建筑学界之外的人们所熟识。
　　
　　究其二人当年在朱启钤任社长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实际，刘为文献部主任，梁为法式部主任，同为中国营造学社梁柱，其地位实在是难分伯仲。
　　
　　或许梁氏本人在建筑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只是其一，而其父梁启超、其妻林徽因也是其后世声名远大于刘氏的重要因素。梁思成当初得遇朱启钤，即是乃父梁启超之力。
　　
　　朱启钤与梁启超同为民国要人，二人早就相识，后来朱耳闻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完建筑，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已经回国，他于1930年找到梁思成，促膝长谈，希望他出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一职。
　　
　　其实早在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期间，朱启钤就通过梁启超影响到梁思成后来的选择。1925年梁启超寄给梁思成一本名叫《营造法式》的书，正是这本书坚定了他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决心。

　　
　　梁思成看到的这本《营造法式》，原为宋代建筑匠人李诫所著，后由朱启钤、陶湘费时7年、耗资5万多元印刷出版了陶本《营造法式》。顺便提及的是，陶洙的哥哥陶湘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他的私人图书馆取名“涉园”，藏书30万卷。朱启钤早闻他的大名，朱在江南图书馆发现手抄本《营造法式》之后，觉得手抄本错讹难免，遂委托陶湘遍寻天下各种传本的《营造法式》，朱启钤加以悉心疏正，最后校订付梓，这就是梁思成所看到的《营造法式》。该书为中国最早的关于建筑规制与技术的专业书籍，正是由于这部书的原因，此后“营造”二字就专指中国传统建筑及其建筑技法和规范。这本书对梁思成的影响是重大的也是终身的。
　　
　　因为这层关系，梁思成与朱启钤一见如故，所以一席长谈之后，二人自然一拍即合。从此梁思成加入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与差不多同期担任该社文献部主任的刘敦桢，一起同为该社梁柱，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可以说，中国营造学社成就了梁、刘等人，奠定了二者在中国建筑学界的地位，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拯救了朱启钤，使得这位民国要人，离开政治舞台和权力中枢，反而淡化了政客的面目，而让后世的国人对他，更平添了一份文化意义上的敬意和怀念。

　　
　　应该说，在民国，朱启钤是一个另类，也是一个异数。在他的影响下，身为军火贩子的雍剑秋，也曾积极参与类似的活动，不过论成绩和影响，却远不能与朱相比。天津解放前夕，雍氏便先于朱氏一步悄然病逝。
　　
　　解放后，朱启钤因为北洋元老的身份和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加上二女淇筠的丈夫章以吴与周恩来总理同为南开校友的渊源，重新受到社会的尊敬，先后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值得一提的是，章以吴先生之子章文晋，早年正是在他这位外祖父的资助培养下，才得以留学德国，日后终成新中国一任外交部副部长。1964，朱启钤先生安详谢世。
　　
　　对照同时代的人物，若论务实精神、办事成效、爱好风雅以及生活之欧化、转型之彻底、结局之圆满、民间知名度之高，则谁都无法与这位老先生等量齐观。
　　
　　这样算来，这位老先生，真的是那个时期少有的一个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