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口计生委主任邓行舟做客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时透露，富人超生将按其收入缴纳社会抚养费。北京对超生者收取社会抚养费的标准是北京居民人均年收入的3至8倍，罚款数额随人均收入而递增。(《京华时报》3月25日)
　　
　　如今，不但是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早已失衡，计划生育又多了一份不公平，给广大普通民众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越是那些收入高的富人和明星，越想多生，对于罚款更是不屑一顾，他们常说：“不就是罚款吗？”这是当前计划生育工作暴露出来的最新问题，区别于“超生游击队”的“超生新贵”。出现问题，主管部门积极应对，体现社会和谐，基本公平，遏制人口有序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北京市将出台文件针对“超生新贵”做出特殊规定，它能解决富人和名人超生的问题吗？
　　
　　第一，该项处罚违反法治公平。对富人的选择性重罚缺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了超生“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但没有规定征收标准。国务院出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对征收标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可北京市的征收标准是“以违法生育行为发现时的上年总收入作为社会抚养费计征基数”，“违法者的年收入”与“地方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谓天壤之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对富人并不公平，违反了法治公平。其实，超生现象并非富人、名人这个群体，在许多农村依然存在超生现象。经济处罚应针对所有人，而不应该是某一个群体。
　　
　　第二，重罚不能真正制止富人的超生行为。而社会抚养费征收办法只是事后追究制度，在超生事实发生之前，这一办法对富人的上述行为毫无制约力。而是让他们如何做好处罚的应对措施。他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躲避生育。既然是富人和明星，有钱能使鬼推磨，要生育还不容易，找个地点躲着就可以了，甚至还有很多与情人私生的孩子躲避到国外，你能奈何？
　　
　　第三，核查富人的真正财富数据较为困难。即便有税务、统计、工商行政管理、房产等部门协助，也无法真正掌握富人的财富数字。即使查到富人超生，他也会多少意思意思的情况下，应对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基于这一事实，高倍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最终又会成为遏止非富人超生的有效办法，并继而形成更大不公。
　　
　　第四，综合治理的办法形同虚设。超生的富人和明星不得报考公务员，不得加入人大、政协。都是富人了，对报考公务员和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具有多大的意义，又有多大的吸引力？是否可以设置富人获取财富的机会？还有一些与情人超生的，是否可以在重婚的刑事责任上追究责任？
　　
　　目前，我国的人口增长基数还是控制得较为合理，在富人对应的一般大众的生育意识、观念基本上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超生游击队”的数量受到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如今也是一些偏远农村的个案。倒是富人的“超生新贵”，是个棘手的问题。单凭经济上的重罚，恐怕难以全面治理，目前，提高处罚，只能震慑那些中产阶级和一般大众，对真正的富豪和明星没有多大的威慑力。重罚了还会弱化超生富人的道德感。富人和明星们本对超生是有不道德感的，可付出巨额罚款后，他们的不道德感逐渐就没了。富人和明星缺钱吗？怕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