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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一个捡了张百万支票的人上篇

  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变脸,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类人越来越多,从城郊结合部到繁华地段却同样不为人知的小街小巷,渐渐,表情少了惊惶、拘谨,多了些夸张的满不在乎,像是在说,这里不仅是你的,也是我的。本地人对他们的称呼也在变:农民工、民工、打工者,还有——新市民。虽说南京人是厚道的,却也有几分眼色,所有打工的,尤其是苏北人,几乎是可以跟农民归到一类的。本地人分得清楚。而打工的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会有几分熟门熟路的亲切感:自己就是城市的一员了。事实上,这也没什么错。
  
  虽然在南京呆了十来年,最近,何从佰感到这城市与他却陌生了。何从佰不知到哪里去找一张地图,告诉他该何去何从。
  
  2月9日上午,周一。报社二楼的接待大厅显得空空荡荡。大厅里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角落。见我过去,远远地,他站起来。“我姓何,何从佰。”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我毫无准备地接到手中,飞快地扫了一眼:1970年生,跟我同岁。江苏淮安人。我赶忙递给他:“请坐,请坐。”
  
  “我捡到一张支票,一张114.2万的支票。”何从佰说。
  
  “1月14号那天,从城里要工钱回来已是中午了。”何从佰说,“我骑车骑到应天西路上的吉庆家园门口。”


  
  何从佰坐得很是拘谨,双臂下垂,紧紧地贴着身体,腰僵直地斜靠在椅子上。没有手势。
  
  “我看到地上有张纸片,不是普通的纸,我下了车。拿到手上一看,是张支票。支票我认识,我是干工程的,支票是见过的。”
  
  “你干什么工程?”
  
  “房屋防水防漏。”
  
  “打工?还是几个人一起干?”
  
  “我们五六个人。”
  
  “是个工程队?谁是负责人?”
  
  “我是负责人。”何从佰用手摸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小皮包。小皮包九成新,夹在腋下的那种。“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讲,继续讲。”我说。何从佰顿了顿,又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领带。他系了根蓝色的,带着黄点点的领带。白衬衫,领口不很干净。“你接着说。”我拿起笔等他。
  
  “支票是新的,刚刚开出来的。看了看数额,我吓了一跳,114.2万。”
  
  “我把支票收了起来。我是等了一会儿的,周围没有人来找。我看了看时间,当时是中午12点30分。支票好像是工程结算款。”
  
  “我知道前面不远有家派出所。就骑了车过去。”
  
  “一个民警站在派出所门口,我把支票给了他。”
  
  “民警跟你说了什么?”我问。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当时他好像在等什么人。我站在他边上,一辆警车从外面开进去,他跟车里的人打了个招呼。没跟我说什么。后来,他就向院子里面走了。我就也走了。”
  
  “我回去吃中饭。”
  
  在报社二楼大厅告别时,我说想到他的住处看看。约好下午3点,7路车“上新河站”见。3点差10分,公交车没停稳,就看到何从佰站在马路边上,目光一遍遍地在人丛中探寻着。握过手,何从佰递过一支烟,“秦淮牌”。我不会抽烟,何从佰也没抽,烟就一直夹在他手上。
  
  何从佰捡到支票的这一天,是民间送灶神的日子,老家过年的气氛已经很浓了,而何从佰还只能蜗居在南京一间临时出租屋里,有两笔工钱没有拿到。他在等钱,等着回家。可是这天晚上,他没有想家,那张巨额支票总是时不时地飘过来,搅着他的心,他的心里有着一种奇怪的激动。毕竟经手了一张百万支票啊。


  
  他一连给好几个朋友打了电话,讲这事。“连名字都没留啊?”朋友们也觉得是有点傻。“好歹,说不定会给个几百块钱回家过年哩。”有人说。何从佰觉得这很有道理。
  
  天已经很黑了,何从佰骑了他的车,又去了派出所。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事。“我捡了张支票,交给一位民警,想来问问。”值班民警指了指墙上警官们的照片,问他找谁。何从佰看了看,转身走了。
  
  拿支票的那位民警的照片他是看到了。可最后那一刻,他胆怯,或者惭愧了。甚至觉得跑过来,特意要留下自己的名字,有些荒唐。
  
  “拾金不昧,做好事不留名。”何从佰这样对自己说,有些自豪。何从佰的心于是真正地平静下来。
  
  出了7路车“上新河站”,我跟着何从佰。穿过一条窄窄的马路和几弄弯弯曲曲的胡同,在迷宫一般的民居中,不知道拐了几个弯,终于走到一间平房面前。平房被周围同样简易的房子挤在中间,喘不过气来。木门上贴着春联,很旧,可能还是何从佰住进这房之前贴的。何从佰住这里两年了。房间10平方米左右,阴冷潮湿,何从陌却很满意:“一个月才100来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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